第4章 痨病医院的合作(1/2)
霍夫曼教授那篇跨越重洋的声援文章,如同在阴霾的天空中撬开了一道缝隙,投下了些许亮光。它未能立刻扭转所有质疑者的观念,但却实实在在地为林怀仁和他所代表的“衷中参西”之路,争取到了更为理性的倾听空间。舆论的狂潮稍稍平息,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为审慎的观望。而真正的转机,往往并非来自宏大的理论胜利,而是源于民间最朴素的生存智慧与实践需求。
在北京城西,靠近阜成门一带,有一家名为“仁济”的西式结核病医院。它规模不大,由几位曾在欧美或日本留学归国的医生创办,设备也算不上顶尖,但在当时,已是少数几家能对结核病进行较为规范诊断和治疗的机构之一。院长姓方,名维朴,是一位四十出头、严谨而务实的医学博士。
结核病,在当时被称为“痨病”,或带着恐惧色彩的“肺痨”,是名副其实的“白色瘟疫”。西医对此,主要依靠休息、营养、空气疗法,以及效果有限且副作用不小的人工气胸、膈神经压榨术等,特效药链霉素还要等上许多年才会问世。因此,住院病人的病情迁延、反复,甚至不断恶化,是方院长和同事们每日必须面对的沉重现实。
霍夫曼的文章,方维朴也读到了。与许多激进的同行不同,他虽笃信科学,但更看重临床实效。文章中提到的林怀仁,以及那个用中药治愈顽固湿疹的案例,引起了他的深思。他回想起医院里那些咳嗽不止、午后潮热、形销骨立的病人,其中不少人在接受西医治疗的同时,家人也会私下寻求中医的帮助,服用一些汤药。有些病人的确显示出了超出预期的恢复力,但这往往被归为“个体差异”或“偶然”。
一个念头在他心中萌生:既然西医目前对结核病尚无根治良法,为何不能主动邀请那位备受争议的林怀仁医生前来会诊?看看他的“衷中参西”之法,能否为这些陷入困境的病人,带来一线新的希望?这无关主义与立场,只关乎生命与疗效。
做出这个决定需要不小的勇气。方维朴力排众议,对持怀疑态度的同事说:“医学的终极目的是救人,而非固守门户之见。林医生既有西医背景,又精于中医,霍夫曼教授亦对其推崇备至。我们请他来看看,以合作的态度,共同探讨治疗方案,于病人有益,于医学进步亦有裨益,有何不可?”
于是,一封措辞诚恳的邀请函,被送到了林怀仁那尚未完全修复的“启明诊所”。
接到信时,林怀仁正在指导陈明远辨识一批药材。读完信,他沉默了片刻,脸上看不出喜怒,只有眼底深处掠过一丝复杂的光芒。这主动伸出的橄榄枝,其意义非同小可。这不再是学术沙龙里的清谈,也不是报纸上的笔墨官司,而是真刀真枪的临床合作,是检验他理念的试金石。
“师父,这……”陈明远有些担忧地看着他。诊所被砸的阴影尚未完全散去,他担心这又是某种圈套。
林怀仁将信折好,平静地说:“方院长诚意相邀,为的是救治病人。此乃医者本分,岂能因噎废食?准备一下,明日随我同去。”
次日,林怀仁依旧身着那件深灰色长衫,带着陈明远,踏入了“仁济医院”。消毒水的气味扑面而来,明亮的玻璃窗,光洁的水磨石地面,穿着白色护士服的医护人员步履匆匆,一切都与他的诊所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一些医生和护士好奇地打量着这位传说中的“前清御医”,目光中有审视,有好奇,也有几分不以为然的疏离。
方维朴院长亲自在门口迎接,态度热情而尊重。“林医生,久仰大名,冒昧相邀,还望见谅。”
“方院长客气了,能为病人尽一份力,是林某的荣幸。”林怀仁不卑不亢地回应。
寒暄过后,方维朴直接带着林怀仁去了病房。第一位病人是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男子,姓张,被诊断为“浸润型肺结核伴空洞形成”。他面色苍白,两颧却泛着不正常的潮红,身形消瘦,咳嗽剧烈,痰中带血,气息短促。病历上记录着他持续低烧,夜间盗汗严重,食欲极差。
方院长详细介绍了西医的诊断依据:x光片显示肺部明确的阴影和空洞,痰液中检出了结核杆菌。目前的治疗方案主要是卧床休息、加强营养,并尝试了人工气胸术以压缩病肺,但效果不甚理想。
林怀仁静静地听着,然后走到病床前。他没有先看x光片,而是温和地对病人说:“伸出手来,我与你诊诊脉。”
他三指搭上病人的腕部,凝神体会。脉象细数而无力,如同琴弦将断。
“张口,我看下舌苔。”舌质红,苔少而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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