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章 星火四方（1/2）

阿树“编撰《博济医典》，广传博济之学于天下”的宏愿，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入巨石，在学院内激起了千层浪。这不仅是一个愿景，更是一个需要周密筹划、倾注毕生心力的庞大工程。

学院核心成员——阿树、李仁溥、平安、杨素心——连日闭门商议。

“师父，《博济医典》非同小可，非一人一派之力可成。”杨素心率先发言，他思维缜密，已开始勾勒框架，“晚辈以为，此典需分门别类，集病证、理法、方药、医案于一体。除我等已知之学，更需广泛搜集各地民间验方、特有疾病及治法。或可仿史家修史，遣人四方游历，采访收集，方能称得上‘博’与‘济’。”

平安点头附和：“师弟所言极是。药材亦然，各地水土不同，所产药材性味或有差异，同名异物、同物异名者甚多，需实地考察，绘图注明，方能避免谬误，真正惠及地方医者。”

李仁溥捻须沉吟：“遣人四方游历，耗费巨大，且需得力之人。学院初立，根基未稳，平安与素心正值承上启下之时，恐难长期离京。”

阿树静静听着弟子们的议论，目光平和而坚定。他早已深思熟虑，此刻缓缓开口：“编典与传道，本是一体两面。遣人游历，非为游山玩水，乃是‘行脚传法，采风问俗’。我等不必求速成，可徐徐图之。学院如今已有数十学子，其中不乏可造之材。可遴选志虑忠纯、医术已具根基者，分批派往四方。其一，可验证、丰富我等之学于不同风土；其二，可收集民间智慧，充实医典；其三，亦是磨砺弟子，使其成为播撒‘博济’星火之种子。”

他顿了顿，继续道：“至于京师根本，有仁溥师兄坐镇，平安与素心辅佐，主持日常教学与诊疗，编撰医典总纲，我亦可安心。我本人，亦当择机南下北上，亲访名医，探查地方疾苦。”

此策一出，众人皆觉稳妥。既顾及了学院根基，又开启了向外传播之路，更将培养弟子与编撰大业紧密结合。

于是，“博济行者”计划悄然启动。首批遴选了三位优秀弟子：一位精于内科，前往江南水乡，探查湿热瘴疠；一位擅长外科与伤科，西出阳关，再探丝路疾患与军中伤病；另一位则对妇人小儿科颇有心得，南下蜀中，学习当地妇幼之方。

临行前，阿树亲自为他们饯行，赠言道：“此去万里，非为扬名，乃为求真。眼要观四方风土，耳要听百姓疾苦，手要录民间真知，心要存济世仁念。遇疑难，勤思辨；有收获，速传回。尔等足迹所至，便是‘博济’精神所及之处。”

三位行者躬身领命，带着学院的期望与详细的考察提纲，踏上了各自的征程。

与此同时，《博济医典》的编撰工作也在紧张进行。阿树确立了“以病为纲，融通诸法”的编撰体例。平安主要负责“方药部”，带领几位弟子，将学院现有药库及陆续收集的药材，逐一考证、绘图、注明性味功效，并与中原本草相互参校。杨素心则主持“理法部”与“医案部”，梳理融合医学的理论框架，并将学院诊治的典型、疑难医案详细记录、评析，附以行者们传回的新案例。

学院的教学也因此注入了新的活力。行者们定期寄回的书信与报告，成为最生动的教材。江南行者来信，描述当地用“鱼腥草”、“鬼针草”治疗湿热痢疾的奇效，并观察到某种“水蛊”（血吸虫病）的流行与水域螺类有关；西域行者报告了戈壁中一种“沙棘”果，对戍边将士的口舌生疮、皮肤皲裂有良效，并带回了更详尽的“驼瘟”防治地方经验；蜀中行者则记录了当地苗族用“三七”活血定痛、侗族用“接骨木”疗伤续骨的独特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