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9章 名气的代价（1/2）

《弄堂里的光阴》在大上海的舞台漾开一圈意料之中的涟漪。反响分化，褒贬不一，但这似乎正合了“白玫瑰”如今略显“出格”的定位。真正让依萍心头微沉的，并非台下那些或欣赏或皱眉的表情，而是随之而来、愈发明显的关注度提升。

这种关注，首先体现在打赏上。虽然普通客人的赏钱并未激增，但那几位被她暗自归为“目标客群”的体面人，出手明显比以往阔绰了些。那位喜爱婉约词句的女士，甚至派人送来一个装着银元的小锦囊，附言称赞她“歌入烟火，情动人心”。这笔额外收入让账册上的数字又悦目了些，但依萍清楚，这背后是对她“独特价值”的肯定，也意味着更高的期望和更严格的审视。

名气是一把双刃剑。更多的目光，也意味着更多的窥探与觊觎。

后台的气氛变得更加微妙。红牡丹看她的眼神，嫉妒之外，更多了一层冰冷的估量，仿佛在重新评估这个对手的威胁等级。其他歌女和舞女们，表面客气依旧，背后的议论却似乎更加频繁，依萍偶尔能捕捉到一些零碎的词汇：“装模作样”、“攀高枝”、“秦五爷面前的红人”……她一律充耳不闻，只将自己关在那间虽然简陋却已算独立的化妆间里，专注于下一首歌的打磨。她知道，在这里，任何解释或辩白都是徒劳，唯有不断拿出更具分量的作品，站稳脚跟，才能让流言失去滋生的土壤。

麻烦，更多地来自台下的“热情”。

自从《浮萍》和《弄堂里的光阴》相继亮相，一些自诩风雅或附庸风雅的客人，开始以更直接的方式表达“欣赏”。送花篮的络绎不绝，其中不乏昂贵的西洋玫瑰或时令名卉，花篮上附着的卡片，用词也从单纯的赞美，渐渐掺杂了邀请共进晚餐、出席私人沙龙、甚至“探讨艺术人生”的暗示。更有甚者，开始打听她的住址，试图送上更私密的礼物。

秦五爷对此早有预料，也早有规矩。所有送到后台的礼物，除了鲜花（需检查）和公开的打赏，一律由堂里专人登记、暂管，是否接受、如何处置，需经秦五爷点头，也需依萍自己首肯。这固然是一层保护，但也将依萍置于一个必须不断做出选择、表明态度的位置。每一次婉拒一份过于贵重的礼物或一个暧昧的邀请，都可能无形中得罪某个潜在的“贵人”，也可能在旁人眼中，成为“故作清高”或“待价而沽”的新证据。

何书桓的“关注”则属于另一种类型，更加绵密，也更加……难以回避。他不再仅仅是台下的专注听众，开始更频繁地出现在大上海，有时独自一人，有时与一两个同样气质斯文的朋友一起。他不再试图在后台“偶遇”或直接递送便笺，却总能“恰巧”在她演出结束、从后台侧门离开时，出现在不远不近的地方，点头致意，或是在她常去的公园附近“散步相遇”，然后自然而然地聊起她最新的演唱，或是他新读的某本书、某篇时评中与她歌曲意境隐约契合的观点。

他的交谈始终维持在文化、艺术、时局的范畴，态度坦诚，见解不俗，绝不越界，也从不提出任何令她为难的要求。但这种持续不断的、高质量的“精神交流”的渗透力，却比那些直白的物质诱惑或粗鄙的骚扰，更加考验依萍的心防。她不得不承认，与何书桓交谈，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智识上的愉悦和放松，能让她暂时忘却账册的冰冷和生存的沉重。但也正因如此，她才更需要警惕。这种愉悦是危险的，容易让人产生依赖和错觉，模糊了现实中横亘在他们之间那巨大的身份鸿沟和她自身背负的沉重枷锁。

她开始有意识地缩短与何书桓“偶遇”时的交谈时间，更多地用礼貌而疏离的微笑回应，将话题严格限制在皮毛。她也在演出结束后，尝试从不同的门离开，或者故意拖延时间。然而，何书桓似乎总能准确地找到她，那份锲而不舍的耐心和始终如一的坦荡风度，让她颇有些无可奈何。

这一晚，她唱完一首略带忧思的旧曲改编，下台时，感觉比往日更加疲惫。不仅仅是身体的劳累，更有一种精神上被持续拉扯的倦怠。刚走到后台通道，就看见何书桓站在那里，似乎已等候片刻。他手里拿着一份卷起的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