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4章 大明朝集体甩锅（1/2）

朱由检不想背这口史无前例的黑锅，而他的满朝文武更是被这口锅压得喘不过气，唯恐避之不及。

于是，“女子能否参加科举”这个足以震动天下的问题，便在金銮殿上被高高挂起，陷入了“再议”的无限循环之中——今日议，明日议，天天议，却永无结论。

然而，天下的规矩，科举的时间，却不会陪着紫禁城里的皇帝与大臣们一起“再议”。

时光如水，悄然流逝。

当朝廷还在为“名分”和“礼法”争论不休时，地方州县张贴的童生试告示，却以白纸黑字、官印赫赫的形式，冷酷地宣告了一个事实：考期，已近在眼前。

这就像一场荒诞的赛跑：一边是裹足不前、在原地喋喋不休的帝国最高权力中枢；另一边，则是无情向前奔流的时间巨轮。

告示张贴之日，便是矛盾再也无法遮掩之时。

那些在“忘忧舫”前、在江南各地为陈圆圆、也为自身权利呐喊的女子们，看到了这纸告示。

她们的诉求瞬间从理论上的争辩，变成了一个迫在眉睫的实际行动：“报名！我们必须报名！”

陈圆圆手持着自己早已备好，却一直被各级官府以“需待朝廷明旨”为由拖延的文书，再一次站在了上海县衙门前。这一次，她的目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坚定。

她看着知县张致亨那副快要哭出来的表情，平静地问道：“张大人，朝廷‘再议’，可曾议出‘禁止’二字？”

张致亨嘴唇哆嗦，答不上来。

“既然未曾禁止，而考期已定，法无明禁即可为。”

陈圆圆的声音清晰而冷静，“请大人依律，受理报名。”

与此同时，南京、苏州、杭州……凡有女子心生此念之地，类似的情景都在上演。各级官员们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准，还是不准？这个烫手山芋，在考期逼近的压力下，变得愈发滚烫，几乎要将他们的官帽点燃。

面对这席卷而来的惊涛骇浪，基层官员们彻底慌了神。

准，还是不准？

这已非一纸地方告示能承载的重量。

无数加急的奏疏飞向京城，各级官吏的口吻出奇地一致，核心只有一个：“陛下！朝廷诸公！此事关乎国体，非同小可！女子科考，究竟可否？恳请中枢速速明示，给天下一个明确的说法！”

这几乎是地方官员们在集体“甩锅”，将这颗烫手至极的山芋，用最快的速度，原封不动地扔回了紫禁城。

而朝廷的反应，更是堪称大明行政效率的“典范”——前所未有的迅速、果决，且高度统一。

几乎在收到这些奏疏的第一时间，甚至无需经过内阁冗长的讨论，来自帝国权力中心的批复便已层层下达，精准地送到每一位焦头烂额的官员手中。

批复的内容，简洁、有力，且无比熟悉，只有两个掷地有声的大字：“再议！”

这两个字，仿佛一道万能的咒语，瞬间构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官僚主义壁垒。

它不肯定，不否定，不解决任何问题，却成功地将所有压力与矛盾，再次冻结在了“悬而未决”的状态。

于是，一幅极具讽刺意味的图景在大明疆域内展开：地方官衙前，陈圆圆等女子手持律法，据理力争：“朝廷只说‘再议’，并未禁止！”

堂上的知府知县们则捧着朝廷的回复，如同捧着救命稻草，苦着脸回应：“朝廷既说‘再议’，下官……下官岂敢擅专？且等，且等下次再议吧！”

“再议”二字，成了所有人唯一的盾牌，维系着这脆弱的、一触即破的平衡。

然而，所有人都心知肚明——这平衡维持不了多久了。

科举的日期，正一天天逼近。当贡院的大门在考试当天清晨“咿呀”关闭的那一刻，这“再议”的肥皂泡，必将被无情戳破。

得。局面就这么僵住了。

地方官员们每日战战兢兢，奏疏写得言辞恳切，字字泣血：“陛下！此事关乎国体纲常，臣等位卑，实不敢专断！女子科考，究系可行否？恳请朝廷速降明旨，以安天下之心！”

而紫禁城的回应，也展现出了一种惊人的、近乎机械的效率。

几乎在奏疏送达的当日，甚至无需经过内阁票拟、司礼监批红的完整流程，那熟悉的朱批便已火速发还：“再议！”

言简意赅，不容置疑。

基层的知府知县们不想背“败坏风化”或“阻塞贤路”的千古骂名；朝堂上的衮衮诸公更不愿担“动摇国本”的弥天大罪；至于御座上的朱由检，更是把“不粘锅”三个字刻在了脑门上。

于是，一幕奇景在大明官场生动上演：下面拼命把锅往上甩，上面精准地把锅原路拍回去。

这口名为“女子科举”的巨锅，就在这上下往复的公文传递中，被踢来踢去，叮当作响。

整个大明朝，从天子到县尊，仿佛集体陷入了一场盛大而沉默的“再议”狂欢！

公文系统空前忙碌，解决问题的效率却恒久地维持在“零”。

面对这口足以压垮前程的“巨锅”，大明朝廷的中枢大员们展现出了惊人的“智慧”与默契。

在经过又一轮毫无结果的“再议”后，一道意图极其明显的指令，被裹挟在官样文章之中，含糊其辞地发往各地：“科考乃抡才大典，自当遵循祖制、依律而行。

然各地风土人情亦有不同，此事……尔等地方官员，当体察圣意，酌情办理。”

这番话说得冠冕堂皇，核心意思却无比清晰：反正朝廷没明文禁止，我们也不说行，也不说不行。

这烫手山芋，你们知县、知府自己看着办！

中枢完美地演绎了何为“官僚式的无赖”，试图将这千钧重担，稳稳地甩给基层。

然而，基层的县太爷、府尊们，哪个不是在官场摸爬滚打的人精？

这“酌情办理”四个字，听起来是赋予权力，实则是挖好了埋人的深坑。

这关乎千年道统、士林清议的泼天大事，岂是一个七品知县、四品知府能“酌情”定夺的？

于是，地方官员们也不干了。

他们迅速抓住了朝廷指令中的逻辑漏洞，以及陈圆圆等人高举的“法理”大旗，纷纷再次上书。

这一次，他们的奏疏写得极具水平，不再是哭诉求助，而是带着一种“请教”的姿态，将皮球又踢了回去：“陛下明鉴，诸公钧启：臣等反复研读律法，确如民间所言，‘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

此乃通行之理，亦是民心所向。今既无禁令，女子持考引报名，依律似属‘可为’。然此事千系重大，臣等愚钝，不敢妄揣天意。伏乞朝廷明示，此‘可为’之事，究竟‘可行否’？”

这已不是在问“能不能”，而是在用朝廷都无法否认的法理，逼问一个最终的“行不行”。

而紫禁城给出的回应，依旧稳定得令人绝望，依旧是那两个字，如同一个无限循环的魔咒：“再议！”

若论何为“踢皮球”的至高境界，现代社会中“如何证明你爹是你爹”之类的繁琐证明，实在显得过于稚嫩与直白。

此刻，大明朝廷与其地方官员们所联袂演绎的，才堪称是一场教科书级别的、将官僚智慧运用到极致的推诿艺术。

这已不再是简单的上下级指令与执行，而是一场引经据典、逻辑缜密、言辞恳切的拉锯战。

奏疏往来，不再是解决问题，其核心诉求高度统一，且仅有两个：

朝廷对地方说：“这口锅，你给我背好了！”

地方对朝廷回应：“让我背锅？想都不要想！”

双方都立足于看似无懈可击的立场：朝廷坚守“未下明令，尔等自决”的程序正确；

地方则高举“法无禁止即可为，然事大需请旨”的法理与规矩。

公文系统以前所未有的效率运转着，传递的却非政令，而是精心包装的“责任”。

眼见科举之期迫在眉睫，底下请旨的奏疏已堆积如山，再“议”下去，贡院的大门怕是都要被这些公文堵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