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3章 新盟约的缔造者（2/2）

“我们理解大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中负有特殊责任，因此原则上支持赋予常任理事国否决权。但是，这项权力不应当被滥用，成为某些国家无视国际社会普遍意愿、推行单边主义的工具。我们建议，在《宪章》中明确，当安理会处理的是涉及‘威胁和平、破坏和平及侵略行为’的实质性事项时，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才适用。而对于程序性事项，以及涉及推荐秘书长、接纳新会员国等事务，不应适用否决权。同时，我们建议设立一定的机制，对频繁、无合理理由使用否决权的行为，进行道义上的审视和协商。”

这个方案，既承认了大国特权（共和国自身也将是常任理事国），又对其进行了限制，同时照顾了中小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愿望，体现了一种更加平衡、更具建设性的思维。美国代表对此表现出兴趣，英国代表不置可否，苏联代表则强烈反对，认为这削弱了安理会效率和大国权威。但顾维钧的提议，已经为后续的谈判打开了一条新的思路，也让许多国家看到了共和国并非一味迎合或对抗某个大国，而是试图为这个新组织注入更公正、更合理的基因。

会议间隙，孙浩中校的周围总是不乏好奇者。一些来自亚非拉地区的代表，对共和国如何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军事和工业成就充满兴趣，更对共和国在西域面对强邻毫不退缩的经历钦佩不已。孙浩以军人特有的简练和真诚，讲述着前线将士的英勇和“钢轨计划”的宏大，无形中为国家赢得了许多同情与好感。一位来自中东的酋长代表甚至私下询问，共和国是否有意愿“分享一些维护国家统一和边疆稳定的经验”。

在关于托管制度和非殖民化的委员会会议上，共和国代表更是态度鲜明。顾维钧指出：“托管制度的最终目的，应当是促进托管领土居民的发展，并导向其自治或独立。它不应当成为变相的、永久性的殖民统治。中华共和国自身有饱受殖民侵略的痛苦记忆，我们坚信，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有权利决定自己的命运。我们支持设定明确的、有时间表的独立路线图。”

这与英国、法国等殖民大国的立场直接冲突，却得到了印度、菲律宾等即将独立或已独立国家，以及众多非洲、阿拉伯国家代表的热烈支持。共和国开始被视为非殖民化运动和民族独立事业的潜在同情者与支持者，尽管顾维钧谨慎地强调，这必须在联合国框架和国际法范畴内进行。

苏联代表对共和国的这种“激进”姿态起初有些警惕，但很快发现，共和国在批评殖民主义的同时，也多次强调“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这实际上也暗含了对苏联在东欧势力范围的某种“认可”（至少不公开挑战）。莫洛托夫甚至私下试探，能否在“反对西方殖民主义”议题上形成某种默契。

顾维钧的回答滴水不漏：“共和国反对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无论其来自东方还是西方。我们认为，国家不论大小强弱，主权都应得到平等尊重。我们愿意与所有真正致力于和平、发展与正义的国家合作。”

旧金山会议在激烈的争吵、妥协和偶尔的共识中持续着。中华共和国代表团，这个昔日国际舞台的边缘角色，如今以其独特的文明底蕴、崭新的国家气象、灵活务实又坚守原则的外交风格，以及背后不容忽视的综合国力（尤其是军事与科技潜力），正在迅速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建设性力量。

他们不仅仅是在参与制定新的国际规则，更是在尝试，以一个古老文明新生后的智慧，为这个饱经创伤的世界，注入一些不同于旧时代强权政治的、新的可能性。当顾维钧在《联合国宪章》最终文本上，用毛笔郑重签下“中华共和国”五个方正汉字时，他心中涌起的，不仅是对国家崛起的自豪，更有一种对世界未来沉甸甸的责任感。

新的盟约正在缔结，而共和国，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了缔造者之一。世界的聚光灯下，东方的身影，从未如此清晰、如此有力。而共和国接下来的每一步，都将在联合国这个全新的、全球性的舞台上，引发深远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