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3章 新盟约的缔造者（1/2）

旧金山，战争留下的创伤尚未完全平复，但一种新的、充满不确定性的希望气息已经在这座港口城市弥漫。1945年4月25日，来自全球五十个国家的代表齐聚一堂，在歌剧院庄严的穹顶下，为建立一个“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的国际组织，进行最后的磋商与博弈。联合国国际组织大会，在此拉开帷幕。

中华共和国代表团，在万众瞩目下步入会场。团长、外交部长顾维钧身着深色中山装，步履沉稳，神情肃穆中带着历经战火与复兴后特有的从容与自信。他的身后，是经过精心搭配的团队：既有精通国际法的学者型官员，也有熟悉欧美事务的年轻外交官，还有两位穿着共和国陆军将官礼服、代表军方立场的观察员——其中一位，正是刚刚在西域前线立下赫赫战功、被临时召回国参与此盛会的“雪豹”侦察营新任营长（接替牺牲的陈剑飞）孙浩中校。他的存在，以及顾维钧胸前那枚小小的、造型古朴的“共和国卫士”一级勋章（追授给陈剑飞的，由高岩特批顾维钧佩戴以彰显国威），无声地提醒着所有人，这个国家不仅以古老文明着称，更刚刚在决定世界命运的战争中，以铁与血证明了自己的力量与意志。

会场内，早已抵达的美、英、苏代表，目光复杂地投向这个新兴的东方大国代表。他们还记得雅尔塔那场不愉快的“插曲”，记得那场改变了远东格局的灭国之战，更记得不久前世人都已心照不宣的、那场震撼全球的核爆（尽管共和国从未正式宣布）。如今，这个曾经的“东亚病夫”，正以无可争议的战胜国和核大国身份，坐到了决定战后世界秩序的核心谈判桌前。

会议进程远非一帆风顺。大国之间的猜忌、小国对自身命运的担忧、殖民地与托管地的前途、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令人垂涎又令人畏惧的否决权……每一个议题都暗流涌动，争吵不休。

苏联代表团团长大胡子莫洛托夫，一如既往地强硬。在讨论安理会职权和否决权范围时，他寸步不让，强调这是保障大国一致、维护和平的关键，实质是为苏联在东欧和远东的行动自由披上合法外衣。英国外相艾登则更关注如何维护其遍布全球的殖民体系，对“民族自决”和“非殖民化”议题态度暧昧。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纽斯试图扮演协调者，但其提出的方案往往带有明显的美国主导色彩。

顾维钧和他的团队，则展现出一种与老牌列强截然不同的风格。他们发言不多，但每次发言都经过深思熟虑，逻辑清晰，引经据典（既有国际法，也有东方哲学），同时立场鲜明。

当讨论到《联合国宪章》序言中关于“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的表述时，苏联代表试图加入“以及各民族文化与历史特殊性”等限定词，以削弱其普世约束力。英国代表出于维护殖民统治的考虑，对此默许。美国代表则有些犹豫。

顾维钧在此时要求发言。他走上讲台，目光扫过全场，用流利的英语缓缓说道：

“诸位代表，我们刚刚经历了一场由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优越论和践踏基本人权所引发的全球浩劫。数百万人失去生命，无数家庭破碎，文明几乎倒退。如果在痛定思痛、缔造和平的时刻，我们还要在‘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价值前加上种种限定和例外，那么，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意义何在？我们如何向那些长眠于地下的亡灵交代？又如何向子孙后代保证，同样的悲剧不会重演？”

他停顿了一下，声音更加坚定：“中华共和国历经百年屈辱，深知主权独立与民族尊严之宝贵，也同样深知，对人的基本权利的普遍尊重，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能够和平共处、携手发展的基石。我们支持明确、坚定地写入这些原则。这不仅是对历史的总结，更是对未来的承诺。”

他的发言，没有直接点名，但矛头直指苏联的内部政策和英国的殖民体系，同时又站在了道义的制高点上，赢得了许多中小国家代表的共鸣和掌声。苏联和英国代表的脸色变得不太好看。

在随后关于安理会表决程序的激烈辩论中，当美、苏、英为否决权的使用范围争执不下时，顾维钧再次提出了一个折中但富有创见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