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9章 古今明鉴（1/2）

晨光带着料峭寒意，穿透燕京宗教事务局大楼高层走廊的窗户，在光洁的深灰色大理石地面上投下长长的、斜斜的光影。

陈阳推门走进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办公室。室内窗明几净，红木办公桌宽大气派，靠墙立着几排深色书柜，里面整齐码放着各类文件汇编、政策法规和专业书籍。空气中弥漫着新家具的淡淡木香和打印纸特有的气味。

他脱下深灰色风衣挂在门后衣架上，露出里面熨帖的白色衬衫。走到办公桌前，桌面一角已经整齐摆放着一叠待处理的文件。他坐下，目光沉静如水，开始快速批阅。指尖划过纸页的沙沙声是房间里唯一的声响。文件涉及去年各地玄门活动调研总结、民间信仰场所年度普查数据汇总、几份关于“玄门规范化管理试点方案”前期摸底座谈会的纪要……他看得极快，重要的地方用红笔圈点或写下简练的批注，字迹刚劲有力。

处理完手头最紧要的几份文件，他抬腕看了一眼那块看似普通金属腕表的「千机锁」，时间指向中午十二点十分。他合上最后一份卷宗，起身，拎起挂在门后衣架上的风衣，步履沉稳地走出办公室。

楼下，那辆挂着京a·k30堆积如山的奏章，处理纷繁复杂的国事？”

他停顿片刻，让学生们思考这个悖论，随即给出答案：“于是，‘秘书班子’应运而生。殿阁大学士，起初只是顾问、票拟，品阶不高，职权模糊。如同溪流中的卵石，看似不起眼，却悄然改变着水流的方向。”

他走下讲台，在过道间缓步而行，声音随着步伐起伏，充满感染力：“权力具有天然的吸附与扩张性。从仁宣时期的‘三杨’辅政，到嘉靖朝严嵩柄国，再到万历初年张居正‘摄政’，大学士们利用接近皇帝、掌握票拟权的优势，不断侵夺六部职权，最终形成了事实上的‘内阁’，这是一个没有宰相之名，却行宰相之实的机构。这并非制度设计的初衷，而是权力在运行中，依据现实需要和人性的博弈，自发形成的‘潜规则’！如同山间野径，虽非官道，却成了行人最自然的选择。”

他回到讲台，拿起粉笔，又在“中枢”下方写下“地方”二字。

“中枢集权，必然要求对地方的控制。明清两代，如何驾驭这广袤疆土上的封疆大吏？”

他抛出问题，随即剖析：“明代创制了督抚制度。总督，跨省协调军政，重点在‘督’：监督、震慑；巡抚，坐镇一省，侧重‘抚’：安抚、治理。一督一抚，就像帝王伸向地方的双臂，一刚一柔，相互制衡。清承明制，更将督抚权力制度化、常态化。然而，制衡的另一面是掣肘。督抚之间，督抚与中枢之间，权力的边界在哪里？如何防止尾大不掉？又如何避免效率低下？”

他目光扫过下方沉思的学生：“答案在于一套精密而复杂的文官铨选与考课体系：科举制度。”

说着，在“地方”与“中枢”之间画上双向箭头，标注“科举”。

“八股取士，僵化了思想，却也最大程度地保证了官员选拔的表面公平性，为寒门子弟打开了一条狭窄却真实的上升通道。”

他引用了顾炎武对八股“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的批判，也肯定了其“使天下英雄尽入彀中”的统治术价值。

“层层科考选拔出的士子，构成了庞大文官体系的基础。吏部铨选，三年考满，京察大计……这套制度如同巨大的筛网和磨盘，试图将官员的升迁黜陟纳入可控的轨道。然而……”

他话锋一转，语气带着历史的冷峻，“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座师门生’的纽带，‘同年’的情谊，‘乡谊’的抱团，如同藤蔓般缠绕在制度的骨骼上，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关系网’。清官海瑞一生坎坷，而严嵩、和珅之流却能权倾朝野，制度与人性的博弈，在其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陈阳的讲述纵横捭阖，从明初的卫所军户制讲到清代八旗绿营的兴衰，剖析军事力量如何从“兵农合一”的基石演变为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和腐败的温床；从《大明律》的严苛与《大诰》的酷烈，讲到《大清律例》的完备与“律”和“例”在实际操作中的巨大弹性空间，揭示法制理想与人治现实的永恒张力；从明代的“黄册”崩溃、“一条鞭法”的尝试与反复，讲到清代“火耗归公”、“养廉银”的得失，展现帝国财政在贪婪的官僚集团与沉重的国家需求间艰难平衡的困局。

他声音不疾不徐，《明实录》的记载，《清史稿》的评述，顾炎武的《日知录》，黄宗羲的《明夷待访访录》，乃至地方志中的轶事，都成为他剖析制度的鲜活注脚。他的语言精准而生动，将枯燥的制度条文转化为一幅幅动态的权力运行图景。

讲到张居正改革时的雷厉风行与身后被清算的凄凉，他语气沉郁；讲到和珅跌倒时那抄家清单触目惊心的财富，他语带讥诮；讲到海瑞抬棺上疏的悲壮，他目露敬意。

偌大的阶梯教室鸦雀无声，只有陈阳清朗的声音在回荡，以及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

学生们被深深吸引，仿佛穿越时空，亲眼目睹了那五百多年间庙堂之上的风云激荡与人性百态。

然而，平静之下，暗流早已涌动。

当陈阳结合明代“一条鞭法”推行中地方胥吏的横征暴敛，引申到任何改革都需要强有力的基层执行力和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警惕时，坐在中排靠过道位置的一个短发女生猛地举起了手，动作带着明显的挑衅意味。

陈阳停下讲述，目光平静地看向她：“这位同学，请讲。”

短发女生“唰”地站起来，声音清脆，带着毫不掩饰的锋芒：“陈教授！您讲的历史很精彩！但您作为高高在上的历史教授、精英知识分子、国家宗教局的领导，您真的了解当下普通人的生活吗？了解底层人的挣扎吗？”

她的话如同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瞬间吸引了全场的目光。不少人露出惊讶或看好戏的表情。

女生语速加快，带着激动的情绪，目光灼灼地盯着陈阳：“就像昨天网上疯传的那个超市视频！那个叫张莉莉的女孩，她选择钱德坤有错吗？那个外卖员孙超，除了用哭闹和堵路这种极端方式，他还能怎样讨回他付出的感情和金钱？您当时就在现场！您一句话，就让钱德坤立刻抛弃了张莉莉！在您这样的上位者眼里，张莉莉这样试图通过婚姻或依附改变阶层的底层女性，是不是天然就该被鄙视？孙超这样无能狂怒的底层男性，是不是活该被踩在脚下？您轻飘飘一句话就能决定他们的命运，您考虑过他们的挣扎和无奈吗？您是不是也认为，底层人就不配拥有追求更好生活的权利？您讲历史头头是道，但您对当下社会的撕裂，对底层男女在婚恋市场中的困境和互相伤害，真的感同身受吗？还是说，您和钱德坤一样，本质上都是既得利益者，根本看不到，或者不屑于看到民间疾苦？甚至，您昨天的沉默和存在，本身就是对当下尖锐男女对立矛盾的一种纵容？！”

她的质问如同连珠炮，尖锐、直接，充满了情绪化的指控，瞬间将课堂的学术氛围撕裂，将昨日网络的热点事件与讲台上的教授强行捆绑，更将矛头引向了敏感的阶层对立和性别矛盾！

教室里的空气瞬间凝固了。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陈阳身上，带着紧张、好奇、审视，甚至幸灾乐祸。

几个前排的女生露出深有同感的表情，后排一些男生则皱起了眉头。

陈阳脸上没有任何愠怒或被冒犯的神情，静静地听完女生的长篇质问，眼神依旧深邃平静，仿佛在看一朵在疾风中摇曳却注定无果的花。

他没有立刻反驳，而是将手中的粉笔轻轻放回粉笔槽，双手撑在讲台边缘，身体微微前倾，目光如同沉静的湖水，包容了女生的激动，缓缓开口，声音依旧平稳清晰：“这位同学的问题，很尖锐，也很有代表性。它触及了几个相互关联又极其复杂的层面：阶层流动的困境、婚恋关系中的价值交换、性别视角的冲突，以及，”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全场，“公众人物在特定情境下言行的象征意义被过度解读的问题。”

他没有回避，更没有居高临下的训斥，而是将问题清晰地拆解开来。

“首先，关于我是否‘一句话决定他人命运’。”陈阳的语气带着一丝无奈的笑意，“这是对我个人影响力极大的误解，也是对钱德坤先生行为动机的简化。我与他，仅是旧识。昨日的偶遇，我并未对他处理私人情感纠纷的方式做出任何指示或评价。他选择与张莉莉女士划清界限，是他基于自身利害考量做出的独立判断。将他的决定归因于我的‘一句话’，既高估了我的影响力，也低估了钱德坤先生作为一个成熟商人的复杂决策逻辑。这本质上，是一种对权力关系过于浪漫化的想象。”

他坦诚的分析，让激动的女生微微一怔。

“其次，关于张莉莉女士和孙超先生。”

陈阳的语气转为严肃而悲悯，“我不认识他们，无权也无意对他们的选择进行道德评判。但就视频所展现的片段而言，这无疑是一场充满痛苦和挫败的情感悲剧。张莉莉女士追求物质生活的改善，孙超先生渴望情感的忠诚回报，这本是人性常情。问题在于，他们的期望值、实现路径和沟通方式出现了巨大的错位和断裂。”

陈阳走下讲台，再次缓步于过道之间，声音在安静的教室里回荡，引导着所有人的思考：“张莉莉女士的困境，折射出部分年轻女性在消费主义狂潮和社会压力下，试图通过婚恋快速提升阶层的焦虑。这种焦虑有其社会根源。正如我们之前讨论过的明清赋役制度，沉重的‘隐性负担’，如高房价、教育成本、医疗压力……压在许多普通青年身上，让通过个人奋斗实现阶层跃升显得格外艰难。于是，‘婚姻改变命运’成了一条被过度美化的‘捷径’。但这条捷径，往往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和对自身主体性的让渡。张莉莉女士的选择是否明智，时间自会给出答案。但将其简单贴上‘拜金’标签进行道德审判，既无助于理解其行为背后的结构性压力，也无益于解决类似的社会问题。”

他走到那个提问的女生附近，目光温和地看向她：“同样，孙超先生的愤怒和绝望，是付出与回报严重失衡后的剧烈反弹。他用极端方式宣泄情绪，固然不可取，但其情可悯。这提醒我们，在任何关系中，无论是情感还是经济，建立清晰、对等的权利义务观念和有效的沟通机制是多么重要。单方面的巨大付出，若不能得到对方认可的价值反馈，终将积累成怨恨的火山。古代婚约讲究‘聘则为妻，奔则为妾’，虽有其时代局限，但其中蕴含的‘契约精神’和‘对等付出’的理念，在当代自由恋爱中，反而被许多人忽视了。”

陈阳的剖析冷静而深刻，超越了简单的道德批判，直指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的痛点。

不少学生陷入沉思，微微点头。

然而，关于性别对立的火药桶，才刚刚被点燃。

“陈教授！”又一个声音响起，来自前排一个戴着黑框眼镜、气质知性的女生。

她站起身，语气冷静但同样充满挑战：“您似乎试图调和矛盾。但现实是，性别对立日益尖锐！您只看到了孙超的付出和委屈，却忽略了像张莉莉这样的女性在婚恋市场面临的系统性困境和污名化！高额彩礼、职场歧视、生育惩罚、家庭暴力……这些结构性压迫难道不是事实？而部分男性，比如孙超，在自身诉求得不到满足时，往往诉诸暴力和舆论压迫，就像昨天的堵路行为！您对此如何看待？您是否认为，在当下语境中，强调男性在情感中的‘付出感’和‘委屈’，本身就是对女性困境的一种遮蔽甚至助纣为虐？”

“荒谬！”不等陈阳回答，后排一个身材高大的男生猛地站了起来，声音洪亮，带着明显的怒气，“那位眼镜同学，你这是典型的‘受害者有理论’！高额彩礼？那是部分人利用婚姻敲诈勒索！我老家表哥，辛苦打工十年攒的三十万彩礼，结婚不到一年，女方就卷钱跑了！法院都难执行！地铁诬陷偷拍呢？成都梁某案、广州张某案，多少无辜男性被小作文社死？工作机会？很多岗位明明男女都能做，凭什么优先女性？还美其名曰‘平衡’！生育是两个人的事，凭什么成本只算在女性头上？男性养家糊口的压力不是压力？孙超是极端了点，但张莉莉这种骑驴找马、把男友当提款机的行为难道不该谴责？你们只谈女性困境，男性的困境和冤屈谁来正视？这不是对立是什么？根源就是部分人贪得无厌，双标玩得飞起！”

男生的反驳如同投入滚油的冷水，瞬间引爆了火药桶！

“你才荒谬！物化女性还有理了？”

“彩礼是陋习！但女性在婚姻中的隐形付出你们算过吗？”

“地铁诬陷是少数！性骚扰才是普遍存在！”

“职场歧视数据摆在那里！装看不见？”

“生育惩罚是客观事实！男性养家压力大就可以忽视？”

“双标？你们男人既要传统婚姻的好处，又要现代恋爱的自由，到底谁双标？”

“够了！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就是！挑起对立对谁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