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5章 天罚灭倭（下）（2/2）

这些倭兵，怀着对未来的茫然、对功名的渴望以及对故土的复杂情绪，踏上了这条不归路。他们被迫在陌生的地形上，与来去如风的后金骑兵周旋、搏杀。在风沙如刀的戈壁，在寒风刺骨的雪山隘口，他们为了一个遥远帝都的意志，为了自身渺茫的生存机会，挥刀冲向同样为生存而战的后金残部。

他们存在的全部意义，对于大明中枢而言，就是作为监控、纠缠、消耗后金残部的先锋与血包。明军军官们手持望远镜，在后方高地冷静地观察战局，评估着倭兵的“使用效率”和后金残部的消耗程度。军法队的火铳不仅对着敌人，也对着任何可能溃退的倭兵。他们的伤亡，被定期汇入冰冷的统计表格，成为沈惊鸿案头评估战略效能的一份份数据。他们的牺牲，在官方文书上被简化为“力战殉国”或“遇伏尽忠”，实质则是在这双重消耗的泥沼中，无声无息地湮灭。

内部的持续抽空与文化铁幕

除了派往域外充当炮灰，本土的消耗亦未停歇。大量未被征召的倭国男性，被以“官营劳役”之名，大规模征发至石见银山、佐渡金山等环境最恶劣、事故最频发的矿区，或是派去修筑通往内陆险峻之地的官道、港口。高强度的劳动、微薄的待遇、严苛的管理以及几乎可以忽略的劳动保护，使得这些地方如同巨大的绞肉机，持续而稳定地抽空着倭国的青壮年男性人口。

与此同时，文化重塑的铁腕以更大的力量挥下。汉语被定为唯一官方语言，所有公文、律法、商贸乃至民间契约必须使用汉语，违者重罚。神道教遭到系统性摧毁，重要神社或被拆毁，或改建为佛寺、道观乃至“格物学堂”，祭祀活动被严格限制，宣扬“天皇神性”的言论被视为大逆不道。倭国的历史典籍、文学着作（如《古事记》、《源氏物语》等）被大规模查禁、焚毁，私塾教授倭文倭史者，一经发现，严惩不贷。改汉姓、取汉名、习汉礼，不仅是跻身新秩序的阶梯，更逐渐成为一种生存的必需。

大明移民，特别是来自闽浙的农户和工匠，在政策的鼓励下持续迁入，他们带来的不仅是劳动力，更是活生生的文化载体。明倭通婚在倭国男性稀缺的背景下更为普遍，所生子女皆为大明籍，从小接受纯正的汉文化教育，对母族文化日益隔阂甚至鄙夷。

沈惊鸿的全局棋局与东瀛的终局

天启十七年秋，北京内阁值房内，沈惊鸿正凝神审视着来自各方的奏报：南洋倭兵的最新伤亡统计、西域“先锋军”呈送的（由明军军官撰写）战况简报及后金残部动向图、东瀛银矿产量与劳役死亡名单、以及来自刚刚纳入掌控的交趾、占城新垦稻田的丰收喜讯。

他的指尖在地图上西域的位置划过，对身旁略显忧色的徐光启淡然道：“徐公且看，后金残寇，如今惶惶如丧家之犬，深入不毛。倭人仆从军如影随形，步步紧逼，使其一刻不得安宁。此二虎相争于绝域，爪牙互损，血气互耗。而我大明，只需坐镇中枢，以区区钱粮，换边疆之长治，耗逆虏之残力，弭潜在之乱源，岂非善之善者？”

徐光启抚须沉吟，叹道：“惊鸿此策，思虑深远，于国确为有利。然……如此驱使倭人，伤亡枕藉，是否……有伤天和？长久以往，倭地男丁十室九空，恐非仁政之道。”

沈惊鸿微微摇头，目光锐利如刀：“徐公仁心，可敬可佩。然非常之时，当行非常之法。倭地丁壮，乃动乱之根，与其任其在国内滋生事端，不若导其锋芒于外。此非仁与不仁之辩，乃社稷安危之抉。待其壮丁消耗，我移民充实其间，文化同一，言语相通，血脉相融，三代之后，谁复知有‘倭’？届时，南洋米粮充盈仓廪，西域商路畅通无阻，大明根基稳如泰山，方有万世不拔之业。眼下些许阵痛，不过是为千秋安宁，所付之必要代价。”

他的话语平静无波，听不出丝毫情绪的涟漪，只有纯粹的、基于冰冷现实计算的战略逻辑。在他的宏大蓝图中，倭国男性的血与骨，不过是构筑帝国万年基座所需的、可以量化的资源之一。东瀛的未来，注定将在这种持续的、系统性的消耗与重塑中，走向一个与它的过去彻底割裂的、被大明完全定义的“东瀛省”。而这一切的牺牲与算计，都只是为了铺就那条通往他心目中跨越数百年、引领华夏走向绝对巅峰的中华联邦的必经之路。这条道路，从一开始，就注定由无数的牺牲铺就，而沈惊鸿，正是那个冷静的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