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2章 诸葛亮【柒】（2/2）

《前出师表》译文

臣诸葛亮上言：先帝创立帝业还没有完成一半，就中途去世了。现在，天下已分成魏、蜀、吴三国，我们蜀国人力疲惫，物力又很缺乏，这确实是国家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然而，侍卫大臣们在宫廷内毫不懈怠，忠诚有志的将士在疆场上舍身作战，这都是因为追念先帝在世时对他们的特殊待遇，想报效给陛下啊。陛下确实应该广泛地听取群臣的意见，发扬光大先帝留下的美德，弘扬志士们的气概；不应该随随便便地看轻自己，言谈中称引譬喻不合大义（说话不恰当），以致堵塞忠臣进谏劝告的道路。

皇宫的侍臣和丞相府的宫吏都是一个整体，对他们的提升、处分、表扬、批评，不应该因人而有什么差别。如果有营私舞弊、违犯法律和尽忠行害的人，陛下应交给主管的官吏，由他们评定应得的处罚或奖赏，用来表明陛下公正严明的治理方针。不应偏袒徇私，使得宫内和宫外有不同的法则。侍中郭攸之、费祎、侍郎董允等人，他们都是忠良诚实的人，他们的志向和心思忠诚无二，因此先帝把他们选拔出来留给陛下。我认为宫中的事情，无论大小，陛下都应征询他们，然后再去实施，这样一定能补求欠缺疏漏的地方，获得更好的效果。将军向宠，性格和善，品德公正，精通军事，从前经过试用，先帝称赞他有才能，因此大家商议推举他做中部督。我认为军营中的事务，都应与他商量，这样一定能使军队团结协作，将士才干高的差的、队伍强的，都能够得到合理的安排。亲近贤臣，疏远小人，这是前汉兴隆昌盛的原因；亲近小人，疏远贤臣，这是后汉所以倾覆衰败的原因。先帝在世时，每次与我谈论这些事，没有一次不对桓、灵二帝感到叹息、惋惜痛心的。侍中郭攸之、费祎，尚书陈震，长史张裔，参军蒋琬，这些都是忠贞贤良能够以死报国的忠臣，希望陛下亲近他们、信任他们，那么汉室的兴隆就指日可待了。

我本来是一介平民，在南阳亲自种田，只求能在乱世中暂且保全性命，不奢求在诸侯面前有什么名气。先帝不因我身世卑微、见识短浅，反而降低自己的身份，三次到草庐里来访问我，向我征询对当今天下大事的意见，我因此十分感激，于是答应先帝愿为他奔走效劳。后来遇到失败，我在战败的时候接到委任，在危难的时候奉命出使东吴，从那时到现在已经二十一年了。先帝（刘备）知道我谨慎，因此在临终前把国家大事托付给我（诸葛亮）。自从接受任命以来，我日夜忧虑叹息，担心不能将先帝的托付的事情办好，有损先帝的圣明。所以我在五月渡过泸水，深入到荒凉的地方。现在南方已经平定，兵器已经准备充足，应当鼓舞并率领三军，向北方平定中原。希望全部贡献出自己平庸的才能，铲除奸邪凶恶的曹魏，复兴汉室，回到原来的都城洛阳。这是我用来报答先帝并忠于陛下的职责的本分。至于对政事的斟酌兴废，进献忠诚的建议，那是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的责任。

希望陛下把讨伐奸贼、复兴汉室的任务交给我，如果没有完成，就请治我重罪，来告慰先帝在天之灵。如果没有劝勉陛下宣扬圣德的忠言，就责备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的怠慢，来揭露他们的过失；陛下自己也应该认真考虑国家大事，征询治理国国的好办法，听取正确的意见，深切追念先帝的遗训。如果能够这样，我就受恩感激不尽了。现在我就要辞别陛下远行了，面对奏表热泪纵横，不知说了些什么。

《后出师表》，是蜀建兴六年（公元228年）十一月诸葛亮二次伐魏前给蜀后主上的表章，为了与建兴五年春第一次北伐前所上表疏区别，后人题曰《后出师表》，此表始见于《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习凿齿《汉晋春秋》，习氏谓“此表，亮集所无，出张俨默记”。

于是，自清代始，出现了关于此表真伪问题的争辩，至今莫诀。

《诫子书》是诸葛亮临终前写给8岁儿子诸葛瞻的一封家书，成为后世历代学子修身立志的名篇。它可以看作是诸葛亮对其一生的总结。诸葛亮也是一位品格高洁才学渊博的父亲，对儿子的殷殷教诲与无限期望尽在言中。通过这些智慧理性、简练谨严的文字，将普天下为人父者的爱子之情表达得如此深切。后人留存有多篇《诫子书》。

除上述作品外，诸葛亮还有《草庐对》《诫外甥书》《将苑》（又名《心书》）《便宜十六策》《临终遗表》《南征表》《弹李严表》《街亭自贬疏》《与孙权书》《称董厥》《司马季主墓碑铭》等百来篇作品。诸葛亮的着作编成《诸葛亮集》，又名《诸葛氏集》。

人物争议

因为地域文化的发展，关于诸葛亮的故居，今南阳市与襄阳市有了较大的争议。根据原始史料记载，《三国志·诸葛亮传》中，诸葛亮在《出师表》文中说道，自己当初还是平民的时候，是在南阳耕种的。

东晋习凿齿在《汉晋春秋》中提到，诸葛亮的家在南阳郡所属的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

史书中记载的南阳在古代是为郡治，而现在的南阳和襄阳都是市，古代郡的疆域范围大于如今的市，南阳市在古代是个县，名叫宛，属于南阳郡管辖，诸葛亮所在的邓县离襄阳县只有二十里。如今，现代南阳市的卧龙岗和襄阳市的隆中形成争议。

对此，社科院学术论着提要（1991年）收录陈可畏的研究成果，对躬耕地的描述为：关于诸葛亮的隐居地点，一说在湖北襄樊市西北15公里的隆中，一说在河南南阳市西的卧龙岗。本文根据《三国志》《襄阳耆旧记》《汉晋春秋》等书记载，诸葛亮的隐居地是在隆中。东汉时，隆中居南阳郡邓县，故诸葛亮自称“躬耕于南阳。”至十六国时期，南北相争，以汉水为界，隆中遂属于襄阳县。至元，北方人南下为官，不了解历史情况及其变化，误以为诸葛亮所称躬耕之“南阳”是在今南阳市卧龙岗。

在后世论述争辩过程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诸葛亮躬耕地新考》（1992年）中：实事求是地说，历代史籍文献在记载诸葛亮躬耕地的问题上是不一致的,特别是一些晚期的记载与东汉、三国相比，差距越来越大，有的甚至把诸葛的“寓居地”“纪念地”和“躬耕地”等同起来，并由此对南阳郡的辖区、归属产生怀疑，轻易得出诸葛亮躬耕襄阳隆中的“新说”,未免操之过急，失之公允。一些专家、学者认为，不能对《蜀记》《襄阳记》《晋春秋》《水经注》视而不见，但也不能把超越《前出师表》和《三国志》记载，又缺乏其他文献和实物证据的“故宅”“家”视为“躬耕地”。那么，诸葛亮的躬耕地究竟在哪里呢?根据目前的综合考证，只能初划在汉水以北南阳境内，而且不排除在南阳卧龙岗的可能性其理由是：（一）卧龙岗在宛城西隆然而起的地方，汉代只有郡治宛可代表南阳；（二）卧龙岗地望优越，适于躬耕和蛰居，且有一定的可出入性；（三）蜀亡，故将黄权先已在宛建祠修庐和私祭之于道陌上不无可能；（四）陈寿未言诸葛亮躬耕于隆中，实质是他认为诸葛亮躬耕于襄阳以北南阳境内；（五）刘弘登隆山,诸葛之故乡，发生在沔之阳，即汉水以北的地方；（六）唐代南阳诸葛庐已具规模和知名度。可见唐之前乃至更远，便有了一个兴起和发展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