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理性的忠义观（2/2）

输出决策： 当且仅当，预期收益（新政权效能提升 - 变革过程成本）远大于维持现状的损失，且成功概率高于某个临界值时，反抗才具备“理性上的正义性”。否则，贸然行动带来的巨大破坏，可能远甚于维持一个虽不完美但尚能运转的秩序。他将陈近南的“反清复明”大业代入这个模型，基于他目前收集到的有限数据，初步评估其“成功概率”极低，而“过程成本”极高，因此在理性层面上，并非最优选择。

第三，忠诚的对象：抽象符号还是具体民生？

他写下“忠诚”二字，然后画了一个圈，标注为“君主\/朝廷”，又在旁边画了一个更大的圈，标注为“天下万民”。

“忠于某个具体的皇帝或王朝，是低层次的、基于人身依附关系的忠诚。”他默想着，“更高层次的忠诚，应是对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民的忠诚，是对一种能促进文明进步的良好秩序与制度的忠诚。”如果皇帝代表着这种秩序（或改革的希望），那么忠于皇帝便是实现更高忠诚的手段；如果皇帝成为阻碍，那么理性的忠诚便要求去改变甚至替换这个障碍。他的忠诚，不献给爱新觉罗氏，也不献给朱明王朝，而是献给他心目中那个基于理性与科学、能最大化民众福祉的“未来蓝图”。

第四，个人的路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

他审视自身。康熙为他提供了实践理念的平台和资源，这是当前环境下实现其“提升社会运行效率、改善民生”这一终极价值目标的最优工具。因此，服务于清廷，在现阶段符合他的“理性忠义观”。但这并非永恒的承诺。他的忠诚是有条件的，取决于康熙及其代表的清廷，是否持续地作为实现其终极价值的有效工具。一旦这个前提不存在，他的“忠”便会依据新的理性评估而转移。

“陈总舵主，你的忠义，是献给一个逝去的王朝和一个抽象的民族概念。”韦小葆望向窗外，仿佛能看见那个远去的身影，“而我的忠义，是献给活生生的人，献给可被验证的进步，献给一个可以用理性与科学去塑造的更美好未来。”

他将写满思路的纸张仔细收起。这套“理性忠义观”或许惊世骇俗，甚至会被传统士大夫斥为“无君无父”、“大逆不道”，但这正是他韦小葆立足于这个世界的根本。它剥离了煽情与盲从，冰冷，却坚实。

他知道，这条路注定孤独。既要面对朝堂上下的猜忌与攻讦，也要承受来自江湖乃至底层可能的不解与骂名。但他无所畏惧。科学的精神本就是质疑与探索，不囿于任何现成的答案与桎梏。

“用数据代替口号，用逻辑代替热血，用实证代替空想。”他轻声自语，吹熄了书案的烛火，书房陷入黑暗，唯有他的目光，在夜色中依旧清明如星。

理性的忠义，已然确立。接下来，便是用行动，去一步步践行它，并在必要的时候，重新定义它。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则，等待着他去重新计算，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忠义”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