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嘉定和议（2/2）

· 平反追赠： 为朱熹平反，追赠其为太师、信国公，并赐谥号“文”（故后世称朱文公）。同时，为在党禁中被打压的赵汝愚、周必大、吕祖俭等道学名臣恢复名誉，或追赠官爵，或录用其子孙。

· 推崇理学： 下令将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列为官学教科书，科举取士，皆以其注解为准绳。一时间，天下士子争相传诵朱子之学，道学从“伪学”一跃而成为官方显学。

· 尊崇先贤： 加封北宋理学先驱周敦颐、程颢、程颐等爵位，从祀孔庙，确立了理学在儒家道统中的正统地位。

这一系列“崇奖节义”、“褒表儒先”的举动，果然收到了奇效。许多原本对史弥远诛杀韩侂胄手段有所非议的道学之士，如真德秀、魏了翁等人，见其如此尊崇理学，不禁心生好感，认为他是“拨乱反正”的贤相，至少是值得合作的对象。朝野舆论，逐渐被引导至对理学复兴的欢呼之中，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和议带来的屈辱感和内部矛盾的尖锐性。

四、 士林歧音

尽管史弥远努力营造“更化维新”的气氛，但并非所有的士人都被迷惑。在看似统一的“崇朱”声浪下，潜藏着不同的声音与深沉的忧虑。

一些秉持传统史观和现实关怀的士大夫，对“函首乞和”的举动始终无法释怀。他们私下议论，认为此举虽有不得已之苦衷，但终究有损国格，开创了以大臣首级换取和平的恶劣先例。有人愤而辞官，归隐山林，以行动表达不合作的态度。

而在思想层面，尽管朱熹理学被奉为正统，但与之论战多年的“事功学派”并未消亡。其代表人物叶适，在经历了楚州守城的实战考验后，对空谈性命义理之学更加反感。他虽然因战功得到升迁，但眼见史弥远一方面推崇理学，一方面行专权之实，对外屈膝，对内聚敛，内心充满了失望与警惕。

他在与友人的书信和自己的着作中，继续阐发其“务实而不务虚”的主张，强调“善为国者，务实而不务虚，择福莫大于功，择祸莫大于屈”。他虽未直接抨击和议，但其对国是、财政、兵制等具体问题的务实见解，与当时逐渐走向空疏的理学主流形成了鲜明对比，也为后世保留了一脉注重实学的思想火种。

民间的声音则更为直白。词人刘过（虽已于前几年去世，但其词风影响仍在）的旧作被广泛传抄：“太平宰相，十年富贵，敌国舟中…但愿先生，拂衣归去，谁似鄞江水？” 其中讽喻之意，不言自明。更有无名氏在临安酒肆题壁：“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 虽时空错置，其情其景，却与嘉定初年的氛围惊人地契合。

五、 北风又起

就在南宋朝野沉浸于“和议已成、理学昌明”的表面安宁时，北方边境的守臣，却送来了令人不安的讯息。

两淮制置使旗下的斥候，在巡逻时于山东沿海，发现了一些形制古怪、损毁严重的船只残骸，以及一些衣着、语言与金人迥异的幸存者。经过辗转翻译询问，才得知这些人竟是从更北方渡海而来，自称是“蒙古”的使者，意图泛海南下，联络“南朝”，共图“金虏”！

这些九死一生的蒙古使者（或其随从）带来的消息支离破碎，却勾勒出一个比金国更为可怕的北方强权的崛起：一个名叫铁木真的首领，统一了草原诸部，被尊为“成吉思汗”，不断攻击金国的北方边境，且胜多败少。

消息传到临安，并未引起史弥远主导的朝廷的足够重视。大多数官员沉浸于来之不易的和平，以及内部权力格局调整和理学正统化的兴奋之中。他们视蒙古为又一股“鞑靼”蛮族，或许可以像当年联金灭辽一样，加以利用，但绝非当务之急。甚至有持重者认为，擅自接触蒙古，可能破坏刚刚达成的、代价高昂的宋金和议，引火烧身。

只有极少数有识之士，如身处江淮前线、对天下大势有所了解的叶适、毕再遇等人，才从这零星的讯息中，嗅到了不同寻常的危险气息。他们意识到，北方的天际线上，不仅悬着金国这片残霞，更有一场可能席卷一切的、来自蒙古高原的黑色风暴，正在悄然积聚。然而，他们的声音，在临安一片“太平”的颂歌声中，显得如此微弱。

嘉定和议，如同一剂昂贵的麻醉药，暂时止住了开禧北伐失败后的剧痛，让南宋王朝得以苟延残喘。但药效之下，王朝肌体的溃烂仍在继续，外部环境的剧变已然萌芽。帝国在史弥远的舵手下，驶入了一片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更加汹涌、方向更为迷茫的水域。

（第八卷 第四章 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