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崇宁党人碑（2/2）

更有甚者，蔡京及其党羽，并不仅仅满足于打击名单上的人。他们趁机排除异己，将许多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旧党”，但只要不依附他们、或曾与他们有隙的官员，也纷纷打入另册，或贬官，或远谪。朝堂之上，一时间人人自危，噤若寒蝉。

在这片肃杀的气氛中，也并非没有不同的声音。

太学正（太学学官）陈朝老，一位以刚直敢言着称的士人，愤然写就一篇《蔡京十四罪疏》，痛斥蔡京“欺君罔上、祸国殃民、排除异己、操纵权柄”等十四大罪状，试图通过舍人院（负责草拟诏令的机构）呈递御前。

然而，奏疏还未出舍人院，便被蔡京的耳目截获。陈朝老当即被罢免官职，逐出太学，险些也被列入“奸党”名单。此事之后，朝中敢于直言者更是凤毛麟角。

还有一些官员，则试图用更委婉的方式表达异议。例如，在讨论是否将“奸党”名单进一步扩大时，有人小心翼翼地向蔡京提出：“蔡公，名单之上，皆一时之选，若再行扩大，恐伤士林之心，亦非朝廷之福。”

蔡京闻言，只是冷冷一笑，他环视在场那些惴惴不安的官员，慢条斯理地说道：“诸公岂不闻《左传》有云，‘不为利疚，不为义疚’？我等所为，乃是廓清君侧，维护新政大义！若因其名高、其徒众便心存姑息，则奸邪何以肃清？法度何以确立？至于士林之心……呵呵，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何须多虑？”

他这话语中的冷酷与决绝，让所有听闻者都不寒而栗。

九月庚寅，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端礼门前的石碑正式竖立完成。

一共三块巨大的青石碑，呈“品”字形排列，巍然矗立，在秋日的阳光下，反射着冷硬的光泽。碑上密密麻麻刻满了一百二十个名字，每个名字上都仿佛凝结着无尽的屈辱与愤懑。碑额是御笔亲题的“元佑奸党碑”五个瘦金体大字，凌厉如刀。

蔡京亲率文武百官，在此举行了一场肃穆而怪异的“观碑”仪式。官员们按品秩排列，鸦雀无声，目光复杂地望着那些名字。有人面露得色，有人眼神闪烁，有人低头掩饰着内心的同情与恐惧。

赵佶没有亲临现场，但他站在宫城的高处，远远眺望着端礼门方向。他看到的，或许不是一个个具体的人的命运，而是一件被他亲手完成的、用以彰显皇权、肃清道路的“艺术品”。他或许在为自己的“瘦金体”能如此公开地宣示权威而感到一丝满足。

然而，历史的讽刺，总是在不经意间显露。

在这份“元佑奸党”的名单中，细心的人会发现一个极其扎眼的名字——章惇。

这位曾经权倾朝野，厉行“绍述”，无情打击“元佑党人”的铁腕宰相，因为曾经激烈反对立端王为帝，触怒了徽宗和向太后，如今也被蔡京顺手列入了“奸党”名录，成为了他曾经竭力打击的“同类”。

消息传到被贬黜在湖州的章惇耳中时，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正对着一盘岭南快马加鞭送来的新鲜荔枝发呆——这荔枝，是同样被贬岭南的苏轼曾经盛赞过的。

当他从儿子章援口中得知自己也被刻上了“元佑奸党碑”时，他先是愕然，随即像是听到了世上最荒谬的笑话，爆发出了一阵剧烈而嘶哑的大笑，笑得老泪纵横，咳嗽不止。

“好！好一个蔡元长！好一个‘元佑奸党’！哈哈哈……痛快！真是痛快！”他一边咳嗽一边笑着，笑声中充满了无尽的悲凉与自嘲。

他曾是挥舞着政治狼牙棒的人，如今，却被更强大的力量，用同样的狼牙棒，砸得粉碎。这命运的轮回，何其精准，又何其残酷！

端礼门前的石碑，如同一座巨大的耻辱柱，也像一道深刻的伤疤，烙在了北宋帝国的肌体之上，更烙在了无数士人的心头。

它不仅没有如蔡京和赵佶所期望的那样“肃清奸邪”、“统一思想”，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士大夫集团的分裂与对立，将党争推向了你死我活、不容异见的极端境地。一种基于恐惧的沉默，开始取代正常的政治讨论。

而主导了这一切的蔡京，则站在权力的巅峰，志得意满。他利用“崇宁党人碑”，不仅清除了政治上的异己，更是向天下人宣告：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一个新的时代，一个由他蔡京深刻烙印的时代，开始了。

只是，无论是沉醉于艺术与权力快感中的徽宗赵佶，还是老谋深算、意图独揽朝纲的蔡京，此刻都尚未意识到，当他们用石碑这种最沉重、最持久的方式，将政治对手钉在耻辱柱上时，他们也在不知不觉中，为这个辉煌而脆弱的帝国，敲响了一记沉重的丧钟。

秋风掠过端礼门，卷起几片枯叶，拍打在冰冷坚硬的石碑上，发出簌簌的轻响，仿佛是无数冤魂在无声地呜咽。

（第五卷 第三章 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