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嘉佑之治（2/2）

仁宗皇帝本人，也以其身体力行的节俭、宽仁和善于纳谏，塑造着一种独特的政治氛围。他或许缺乏雄才大略，但他对士大夫的尊重，对不同意见的容忍（只要不触及“朋党”底线），使得这个时代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人地位极其尊崇的时期。史载，他即使对包拯那般唾沫星子直溅面门的激烈谏诤，也能耐心听完，最后不过回宫对妃嫔抱怨一句“台谏之言，固宜如此”，却依然采纳其言。这种君主的个人气质，无疑极大地鼓舞了士大夫群体的自信心与责任感。

四

文化的繁荣，最直观的体现，莫过于文坛的群星闪耀。

欧阳修早已从滁州移知扬州，后又徙知颍州。仕途的起伏，岁月的沉淀，不仅没有磨灭他的才情，反而使其诗文艺术臻于化境。他成为了当时无可争议的文坛盟主。他继续大力倡导诗文革新，反对西昆体的浮靡雕琢，主张文章应“明道”、“致用”，文风应平易自然。他不仅以自己的创作垂范（如《秋声赋》等名篇），更利用其知贡举（主持科举）的机会，拔擢英才，不遗余力地提携后进。

而在遥远的四川眉山，苏洵这位大器晚成的父亲，正带着他的两个儿子苏轼、苏辙，闭门苦读。苏洵的文章，古朴雄健，深究治道；年轻的苏轼、苏辙，则已崭露头角，显示出惊世的才华。他们即将沿着长江顺流而下，奔赴汴京，去叩响那个属于他们的时代大门。

在江西，曾巩、王安石等人，也已以其卓异的学识和文章，在士林中赢得了声誉。王安石此时虽仍在地方任职，但他那不同于流俗的深刻思想与坚定意志，已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等万言书中初露端倪。

一个前所未有的文学天才集群，正在历史的帷幕后集结，即将在仁宗朝的末期和接下来的时代里，上演一场中国文学史上最为华彩的乐章。而这一切，都孕育于嘉佑年间这片相对宽松、富饶的文化土壤。

五

嘉佑八年（1063年）的春天，汴京的牡丹开得格外繁盛。然而，宫城中却弥漫着一种不祥的沉寂。仁宗皇帝病倒了，且病势日渐沉重。

垂老的皇帝躺在福宁殿的御榻上，气息微弱。他似乎感觉到了大限将至，偶尔清醒时，会向内侍问起一些旧事，问起某地今年的收成，问起某个被贬黜多年的老臣近况如何。他的目光时而浑浊，时而又会闪过一丝清明，仿佛回顾着自己四十余年的帝王生涯。

他想起了刘太后垂帘时的战战兢兢，想起了亲政之初的励精图治，想起了庆历年间那场轰轰烈烈却又戛然而止的改革，想起了那些被他贬斥、又或许是被他辜负了的臣子……这四十多年，边境有过烽火，朝堂有过党争，但他努力维系着这个庞大帝国的平衡与体面。他没有开疆拓土的赫赫武功，也没有惊天动地的铁腕改革，他留给这个时代的，是一个虽然积弊犹存但总体安定的社会，一个文化鼎盛、士人扬眉吐气的黄金时代。

三月辛未夜，仁宗皇帝驾崩。消息传出，汴京城瞬间陷入巨大的悲恸。“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 讣告传至四方，“河北之人，望阙哀恸，所在焚纸钱，烟尘蔽空”。

这种发自民间的、广泛的悲痛，并非出于制度的强制，而是源于对这位“仁君”四十二年来宽厚施政的真实感念。他或许不是一位雄主，但他用他的“仁”，滋养了一个时代，成就了士大夫的梦想，也让无数平民百姓得以休养生息。

尾声

仁宗时代，随着这位皇帝的逝去而正式落下帷幕。他带走的，是一个相对温和、包容的政治季节。他留下的，是一个文采风流、物资充盈，却也潜藏着深刻危机的帝国。

士大夫的黄金时代在他手中达到了顶峰。他们享受着前所未有的尊崇与自由，在文化的各个领域绽放出璀璨的光华。然而，庆历新政的失败，也昭示着这个文人帝国在面临深刻内部矛盾时的无力与僵化。对外妥协换来的和平能否长久？日益沉重的“三元”负担如何化解？新一代的士大夫，如王安石、司马光、苏轼兄弟，他们怀抱不同的理想与方案，即将登上历史舞台。

一个更加激烈、更加深刻的变革时代，正在嘉佑之治的余晖中，悄然孕育。风，起于青萍之末。

（第三卷 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