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秋后算账（2/2）

除了直接的政治清算，保守派还试图从道德和名声上，对革新派进行彻底的污名化，以巩固自己的胜利。

他们再次将矛头指向了已被贬黜的欧阳修，以及那篇影响巨大的《朋党论》。一时间，朝野上下，在保守派的操控下，舆论风向大变。“君子不党”被反复强调，而任何为范仲淹、欧阳修等人说话的言论，都被打上“朋比营私”的标签。

就连当年在范仲淹初次被贬时，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的余靖、尹洙等人，此刻也因被视为“范党”而备受打压，仕途蹭蹬。余靖被贬黜至更偏远的筠州，尹洙则被贬至均州，处境凄凉。

而当年因作《四贤一不肖》诗赞扬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而名动一时的蔡襄，此刻更是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他虽因才名甚着，且并未直接参与新政核心，暂时未被罢黜，但也屡遭御史弹劾，被指为“范党外围”，在京中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往日豪情，消磨殆尽。

一种“莫谈国事”的沉闷氛围，笼罩了整个士林。官员们见面，只敢谈论诗词歌赋、风花雪月，或者一些无关痛痒的政务，对于朝廷大政方针，尤其是涉及新政和那几位被贬黜的大臣，皆避之唯恐不及。生怕一言不慎，便被归入“朋党”，招致灭顶之灾。

曾经在庆历新政初期那种慷慨激昂、关心时政、勇于谏言的风气，荡然无存。士大夫们的政治热情遭到了残酷的镇压，取而代之的是明哲保身的沉默与因循苟且的暮气。

四

在这场全面的清算与反攻倒算中，保守派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其动机各异，心态纷呈。

如王拱辰、鱼周询等人，属于积极的清算派。他们或因个人恩怨（如王拱辰与欧阳修素来不睦），或因坚定的保守立场，将范仲淹等人视为政治上的死敌，必欲彻底清除而后快。他们推动清算最为卖力，手段也最为激烈。

而以宰相章得象、贾昌朝等人为代表的老成持重派，则更多是出于维护现有秩序和自身权位的考虑。他们未必赞同王拱辰等人的所有激烈手段，但乐见革新派势力的瓦解，并借此机会巩固自身的权力。他们对清算采取默许甚至推动的态度，但在具体执行上，或许会稍留余地，不愿显得过于刻薄，以免留下恶名，也避免引起皇帝的反感。

还有一些官员，则属于见风使舵的骑墙派。他们或许曾在新政初期表示过支持，或与革新派人物有过交往，此刻见风向大变，便迅速划清界限，甚至调转枪口，参与到对昔日同僚的抨击之中，以洗刷自身，讨好当权者。这种人的存在，更让这场政治清算显得世态炎凉，人心叵测。

五

喧嚣与清算之下，仁宗皇帝赵祯的心态，却愈发复杂难言。

他默许甚至推动了这场对革新派的清算，因为他确实对“朋党”深恶痛绝，也认为范仲淹等人的改革过于激进，搅乱了朝局。然而，当他看到苏舜钦等一批才华横溢的年轻官员被一网打尽，看到石介被逐后太学的一片沉寂，看到朝堂之上因言获罪、人人自危的景象时，心中并非没有泛起一丝疑虑与不安。

一日，他在宫内翻阅各地呈上的奏疏，内容多是歌功颂德，或是一些琐碎的政务汇报，再也看不到如范仲淹《十事疏》那般切中时弊、充满忧患的雄文。他放下奏疏，走到殿外，望着秋日高远的天空，忽然问侍立在旁的宦官：“近日外间，于苏舜钦之事，议论如何？”

那宦官小心翼翼地回答：“大家，外间皆言陛下圣明，处置果断。只是…也有些许议论，谓苏子美等人虽有罪，然皆一时之选，尽数贬黜，似乎…似乎有些可惜了…”

仁宗沉默了片刻，轻轻叹了口气，没有再多说什么。

他或许开始隐约意识到，彻底扑灭不同的声音，固然换来了朝局的表面平静，但也可能同时扼杀了这个帝国的活力与生机。只是，帝王的尊严和对于“结党”的深深忌惮，让他无法、也不愿再去推翻自己之前的决定。

这场由他默许的“秋后算账”，在肃清了“异己”的同时，也在他亲手开创的“士大夫黄金时代”上，留下了一道难以愈合的深刻裂痕。士林的风气由此转向，政治的活力由此衰减，一种趋于保守和内向的基调，开始成为帝国朝堂的主流。

风，依旧吹过汴京的御街，卷起几片枯黄的落叶，却再也带不起革新之初那席卷天下的蓬勃生气。只剩下算账之后的萧索，与一种弥漫在空气中的、深深的倦意。

（第三卷 第十六章 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