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忧患之书（2/2）

短暂的沉默后，革新派的力量率先发声。与范仲淹一同被寄予厚望的枢密副使富弼，立即出言支持：“陛下圣明！范参政所言，实乃救国良方！‘磨勘’按资升迁，如同死水；恩荫泛滥，阻塞贤路；科举取士，华而不实……此皆积弊之核心。若不断然革新，则国势日颓，虽有和议，终难长久！”

同样来自西北前线、深知国力疲弊的韩琦也慨然道：“臣在陕西，亲见民夫转运之苦，国库耗费之巨！若非内政修明，强兵富国，今日之和议，不过暂缓其锋，他日边患再起，我朝何以应对？范公十事，正本清源之策也！”

然而，保守的声浪同样强大。首相章得象，老成持重，向来不喜更张，他缓缓道：“范参政忧国之心，臣等感佩。然祖宗法度，行之百年，自有其深意。骤然更改，恐人心不稳，朝局动荡。且‘明黜陟’、‘抑侥幸’等条，牵涉甚广，触动众多，若推行过急，恐生事端。” 他的话语温和，却点出了改革最大的难点——利益。

参知政事贾昌朝，素与王拱辰等权贵交往密切，其言辞则更为尖锐一些：“范公之论，未免过于理想。天下官员，循资升迁，乃是常例，若以‘功过’为凭，则考核之权操于谁手？岂不滋生请托贿赂之风？恩荫乃朝廷优待士大夫、维系人心之举，若骤然削减，恐寒天下士族之心！”

双方引经据典，争论不休。仁宗坐在御座上，听着耳边激烈的辩论，心中那刚刚被范仲淹奏疏点燃的火焰，仿佛被泼上了一盆冷水。他再次深切地感受到，在这庙堂之上，每向前一步，都面临着怎样的牵扯与制衡。

四

面对阻力，范仲淹展现出了他在边境筑城时的坚韧。他没有退缩，而是在下一次陛见时，向仁宗皇帝进了一番肺腑之言。

“陛下，”范仲淹的声音沉静而有力，目光清澈无畏，“臣深知变法之难，难于上青天。盖因变法之事，犹如医者治病。庸医治病，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或可暂缓其痛，然病根未除，终将复发。良医则不然，必先洞察其五脏六腑，气血经络，病灶根源所在，然后方能下猛药，治根本。其间或有痛楚，甚或看似病情加重，然唯如此，方能祛除沉疴，得获新生！”

他停顿了一下，望向仁宗，眼神中充满了士大夫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赤诚：“今我朝之病，正在筋骨，非在皮毛。‘磨勘’、‘恩荫’、‘贡举’之弊，便是那侵蚀筋骨之毒。若只因惧怕痛楚，惧怕他人议论，便依旧用那温和补药，敷衍了事，则病势日深，终至不治！届时，纵有扁鹊、华佗再世，亦将回天乏术！”

“陛下，”他最后重重顿首，几乎声泪俱下，“变法固难，然坐视国势日削而不救，臣恐异日之祸，不止于好水川也！ 臣非不知进退，然念及陛下托付之重，念及天下百姓之望，臣……万死不敢避易就简，以误国家！”

这番话，如同洪钟大吕，震动着仁宗的心弦。他看着眼前这位头发已见花白、却依然斗志昂扬的老臣，想起了他在西北风沙中构筑防线的身影，想起了他“先忧后乐”的誓言。一股豪情与责任感，终于压倒了心中的犹豫与怯懦。

五

庆历四年（1044年）的秋天，汴京城的政治气候，因皇帝的一道全面诏书而骤然改变。仁宗皇帝正式下诏，宣布天下，将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的核心精神，作为国家施政纲领，择其要者，陆续推行！他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富弼、韩琦等为枢密副使，组成了一个新的、以改革为核心使命的执政班子。

诏书颁布之日，范仲淹与富弼并肩立于政事堂的阶前。秋风掠过庭院，卷起几片早落的梧桐叶。

富弼看着手中那份凝聚了无数心血的诏书副本，感慨道：“范公，蓝图已就，诏令已颁，然前行之路，必是荆棘遍布。”

范仲淹远眺着宫墙外湛蓝高远的天空，目光坚定，仿佛已穿透重重阻碍，看到了一个不同的未来。他缓缓说道：“彦国（富弼字）可知，推行此法，譬如持一壶清水，于满是污浊之闹市行走。欲使其不倾覆，不染尘，难乎其难。或许，你我能做的，并非立时涤荡所有污浊，而是尽力护住壶中清水，使其能洒落几滴，浸润一方干涸之地，便不负此心，不负此身了。”

他的话语中，有壮志，有清醒，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悲壮。他知道，最艰巨的战斗，此刻才刚刚开始。一场旨在刮骨疗毒、重振大宋国运的“庆历新政”，就在这复杂而激昂的氛围中，拉开了它波澜壮阔又命运多舛的序幕。

那道名为《答手诏条陈十事》的忧患之书，如同一颗投入死水的巨石，其激起的涟漪，将深刻影响整个帝国的未来。

（第三卷 第十二章 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