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89章 锁链与糖:二十载付出后,我的母亲被扔出了门(2/2)

调解陷入了僵局,双方情绪激动,争吵不休。社区主任一脸为难。

就在局面难以打开时,一直沉默的李秀玲,忽然小声说了一句:“其实……爸走之前……说过……房子……”

所有人的目光瞬间都聚焦在她身上。李志强恶狠狠地瞪了她一眼,但她似乎鼓足了勇气,继续说道:“爸在医院的时候,有一次清醒,跟我说……说他对不起王姨……说这房子,有王姨的一半……他本来想……想立个遗嘱的……”

这话如同平地惊雷,在场的人都愣住了。

李志强猛地站起来,指着李秀玲的鼻子骂:“你胡说什么!爸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你吃里扒外的东西!”

李秀玲被骂得缩了缩脖子,但还是倔强地低着头:“我……我没胡说……爸就是说过……”

我心里猛地一动,仿佛在黑暗中看到了一丝微光。难道继父临终前真的有过这样的表示?如果是真的,这将是极其有利的证据!

“你放屁!”李志强气得脸红脖子粗,“爸明明说房子留给儿子孙子!主任,你别听她瞎说!她脑子不清醒!”

调解最终不欢而散。但李秀玲的话,成了一个关键的突破口。我开始把重点放在寻找继父可能留下的关于房产处置的意愿证据上。我反复询问母亲,继父生前是否跟她提过房子的事,或者有没有留下什么字条、录音之类的东西。

母亲努力回忆,最终茫然地摇了摇头:“大山他……不太说这些。就是病重的时候,有一次拉着我的手掉眼泪,说委屈我了,跟着他没享什么福……还说,怕他走了以后,志强他们会为难我……我当时只顾着伤心,没细想……”

看来,从母亲这里很难得到直接证据。李秀玲的话成了孤证,而且她迫于压力,很可能不会再开口。事情似乎又陷入了僵局。

那几天,我和母亲住在宾馆里,气氛压抑。母亲常常对着窗外发呆,以泪洗面,整个人迅速憔悴下去。看着她这样,我心如刀绞,同时也更加坚定了要为她讨回公道的决心。这不仅是为了一个住所,更是为她的二十年讨一个说法,为她的尊严而战!

就在我一筹莫展,几乎要决定直接提起诉讼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人找到了我。

是住在继父家后面巷子的陈奶奶,一位八十多岁、看着继父长大的老人。她拄着拐杖,颤巍巍地来到宾馆,神秘兮兮地把我拉到一边,压低声音说:“颖丫头,有件事……我思来想去,觉得得告诉你。”

我心中一动,连忙请她坐下:“陈奶奶,您说。”

陈奶奶警惕地看了看门口,才小声说:“大山走之前那个月,有一天下午,志强和他媳妇,带着个穿西装、夹着公文包的人来看大山,关起门来说了好久的话。我正好去送点自己蒸的糕,在门口好像听见说什么‘公证’‘遗嘱’……当时没在意,后来想想不对劲。大山那时候都病得迷迷糊糊了,还能公证啥?”

公证?遗嘱?我的心猛地一沉。难道李志强他们真的趁继父病重神志不清时,让他签了什么文件?

“还有,”陈奶奶继续说,“他们走了以后,我进去看大山,他精神更差了,嘴里一直念叨……说什么‘对不起淑芬(我母亲的名字)’‘被逼的’‘房子’……唉,造孽啊……”

陈奶奶的话,像一块沉重的巨石投入我心湖,激起了惊涛骇浪。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李志强他们手中可能握有一份在继父非完全清醒状态下诱骗或胁迫他签署的、对母亲极为不利的“遗嘱”!而这份“遗嘱”,很可能就是他们敢如此肆无忌惮的底气所在!

难怪他们如此有恃无恐!

送走陈奶奶,我心情无比沉重。如果对方手里真有这么一份“遗嘱”,那么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将会变得异常艰难和漫长。我们需要证明继父立遗嘱时神志不清或受胁迫,这需要大量的医学和法律证据,过程会非常折磨人,母亲未必能承受得住。

难道,就只能这样算了吗?让母亲忍气吞声,吞下这二十年的苦水和屈辱?

我看着母亲苍老而绝望的脸,一股强烈的不甘和愤怒在我胸中燃烧。不!绝不能放弃!

就在我几乎要陷入绝望深渊的时候,事情出现了戏剧性的、谁也预料不到的反转。

那天晚上,我接到了一个陌生号码的来电。接起来,对方是一个带着浓重本地口音的、略显紧张的年轻男声。

“请、请问是田颖阿姨吗?”

“我是,您是哪位?”

“我……我是镇东头老周家的儿子,周小兵。我爹……周福根,以前跟李大山叔是几十年的老伙计了,一起学的手艺。”

周福根?我有点印象,是个胖胖的、爱喝酒下棋的老头,确实常来找继父。可他儿子找我干什么?

“哦,小兵啊,你好,有什么事吗?”

周小兵在电话那头似乎深吸了一口气,像是下定了很大决心:“田阿姨,有样东西……我爹临终前交代我,一定要找机会交给淑芬奶奶(我母亲),或者交给你。是关于……关于大山叔的房子的事。”

我的心脏骤然漏跳了一拍!“什么东西?”

“是一段……录音。”周小兵的声音压得更低了,“是大山叔最后一次住医院的时候,大概是他走之前一个多星期吧。我爹去看他,当时病房里就他们两个人。大山叔好像预感自己不行了,拉着我爹说了很多话,还……还让我爹用手机偷偷录了下来。我爹说,大山叔怕他走后,志强叔他们会欺负淑芬奶奶,留个话,算是个凭证。”

录音?!继父留下的录音?!

我感觉全身的血液都沸腾了,激动得手都在抖:“录、录音里说了什么?”

“具体的……我也说不好,反正大山叔说得挺清楚的,说房子是他和淑芬奶奶的共同财产,淑芬奶奶有永远居住权,以后也要分给她……还说了些……后悔的话,说对不起淑芬奶奶之类的。我爹回来后就把录音存好了,交代我千万收好,说万一以后淑芬奶奶有难处,这个能帮上忙。我本来不想多事,但这两天听说……淑芬奶奶被赶出来了,我觉得……我觉得这东西该给你们了。”

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我几乎要喜极而泣!这简直是绝处逢生!

我强压住激动,立刻和周小兵约好了见面地点。第二天,在一个僻静的茶馆,我见到了周小兵,一个看起来老实巴交的年轻人。他谨慎地将一个u盘交到我手里,再三嘱咐我要小心保管。

拿到u盘,我立刻回到宾馆,用笔记本电脑播放。当继父那熟悉又虚弱的声音从扬声器里传出来时,坐在旁边的母亲瞬间泪如雨下。

录音的效果不算很好,夹杂着医院的背景音和继父沉重的喘息,但话语清晰可辨:

“……福根老哥……我……我怕是熬不过这一关了……心里最放不下的,就是淑芬啊……我跟她过了二十年,没让她享过什么福,净跟着我操心受累……志强那几个孩子,唉,我心里清楚,他们容不下淑芬……我走了,他们肯定要欺负她……”

一阵剧烈的咳嗽后,继父的声音带着哭腔:“……咱家那房子,虽然是我爹留下的老底子,但后来翻修、扩建,淑芬也出了力,这些年这个家,全靠她撑着……这房子,有她的一半!谁也不能把她赶走!我……我真后悔……上次志强他们逼我写什么遗嘱,我病糊涂了,好像签了字……作孽啊……福根哥,你帮我做个见证,我李大山今天说的才是心里话!这房子,淑芬有权住一辈子!以后……以后也得有她的一份!我对不起她啊……”

录音在这里结束,只剩下继父压抑的、悔恨的哭声和我母亲再也控制不住的痛哭声。

我紧紧抱住母亲,泪水也模糊了视线。这盘录音带,是继父在生命最后时刻,用尽力气为母亲留下的一道护身符,是对他生前懦弱的一份弥补,更是对李志强他们最有力的回击!

我们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将这份关键证据复制保存,然后联系了律师。律师听后非常振奋,认为这份录音足以证明李大山先生的真实意愿,足以推翻任何在非清醒状态下签署的、不公平的文件。

再次面对李志强兄妹时,我们有了十足的底气。当我们提出有关录音证据时,李志强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李秀娟的眼神也充满了惊慌和难以置信。他们试图狡辩,说录音是伪造的,但在法律和事实面前,任何狡辩都显得苍白无力。

最终,在律师的介入和强大的证据面前,李志强他们不得不低头认输。经过协商(或者说,是他们被迫接受),房子确认母亲拥有永久居住权,并且作为合法配偶,她有权继承继父遗产中属于她的部分份额。李志强他们灰头土脸地交出了钥匙,并被迫为他们的行为向母亲道了歉——尽管那道歉毫无诚意。

母亲没有选择继续住在那个充满了伤心和背叛回忆的房子里。她用继承来的那部分钱,加上我拿出的一些积蓄,在镇上另一个安静的地段买了一套小户型公寓。她说,那里干净,清爽,完全属于她自己。

事情过去了大半年。母亲渐渐从阴影中走了出来,脸上重新有了笑容。她偶尔会来市里小住,帮我带带孩子,享受天伦之乐。关于清水镇那个曾经的家,关于李大山,关于那二十年的甘苦与最后的背叛与救赎,我们都很少再提起。

但我知道,有些伤痕,即使结痂,也会在阴雨天隐隐作痛。有些关于人性凉薄的认知,一旦刻下,便再难磨灭。

一个阳光很好的午后,我去清水镇看母亲。她正在新家的阳台上浇花,那些从旧居捡回来的、生命力顽强的绿植,在新花盆里长得郁郁葱葱。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她花白的头发上和不再年轻的侧脸上,有一种劫后余生的平静与安宁。

我站在门口,没有立刻进去打扰她。我想起继父录音里那句充满悔恨的“对不起”,想起母亲二十年来日复一日的操劳,想起李志强他们最初嚣张的嘴脸和最后的狼狈。

生活就是这样一场大戏,充满了意想不到的曲折和反转。善良或许会一时蒙尘,但真相和公道,终究会以其自己的方式,倔强地露出水面。而维系人与人之间的,不应仅仅是冷冰冰的利益算计,更应该是那些看似平常、却重若千钧的付出、陪伴与恩情。

只是,这堂课的代价,对我母亲而言,实在太沉重了。它用二十年的付出和最后一场惊心动魄的争夺,才让我们看清,有些锁链,看似牢固,实则脆弱;而有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温情,比如周福根老伯那份仗义的录音,比如继父临终前的悔悟,才是真正能穿透寒冬的、细微却珍贵的糖。

母亲回过头,看见了我,脸上绽开一个真心的、温暖的笑容:“小颖来啦?快进来,妈给你削苹果吃。”

窗外,清水镇的天空,蓝得透彻,一如往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