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35章 确定朝堂秩序，新气象！（2/2）

其次，也是更为关键的一点，是“手持纸笔”这一规定所隐含的思想控制与忠诚测试。 高要明确规定，所有官员在落座的同时，必须手持纸笔。他要求臣子们并非机械地记录其每一句话——那与书记官的工作无异——而是要将其发言中的“精髓”亲笔记录下来。这一看似微小的规定，实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思想规训。

在传统的政令传达模式中，君主发布口谕，由中书舍人或专职官员记录、润色、形成诏书，再层层下发。在这个过程中，信息会经过多道加工，臣子们接收到的是最终的、已成定论的“结果”。他们只需执行，无需，也往往不被鼓励去思考政令背后的“目的”与“原因”。

而高要强制性的“记录精髓”，则强行将每一位官员都拉入了对政策源头的思考过程中。当一个人的手在记录时，他的大脑很难保持完全的空白。

他必须调动自己的知识储备和理解能力，去判断何为“精髓”，何为次要。在这个过程中，他自然而然地会去思考：“王上为何要推行此策？”“此策欲达成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其背后的逻辑与考量是什么？”

这不仅确保了政令的核心思想能够最准确、最直接地抵达执行者的脑海，减少了信息传递的失真，更重要的是，它迫使所有官员的思维节奏与高要保持同步。他们不再是政策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在记录的瞬间，成为了政策的“主动理解者”。

长此以往，整个官僚体系的思维方式会潜移默化地向高要的治国理念靠拢，形成一种内在的、深层次的政治认同。这远比单纯依靠严刑峻法来保证服从，要高明和持久得多。

在革新朝会形式的同时，高要也对朝会的频率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明确宣布，不需要进行每日朝拜，而是将例行的朝会固定在每个月的“初一、初七、十五、二十二、二十八”这五天。除非遇到战事或其他重大紧急情况，否则不再举行临时朝会。这一制度变革，同样具有多重深意。

其一，是将行政权力下放，赋予官僚系统更大的自主运作空间。 每日朝会，事无巨细皆由君主决断，这不仅是君主的沉重负担，也极大地限制了各部门的能动性。高要将朝会制度化、定期化，意味着他承认并信任其建立的官僚体系具备处理日常政务的能力。

各衙门、各官员在非朝会日，可以依据既定的法律、政策和自身职权，独立处理事务。这既是效率的提升，也是对专业分工的尊重，是现代官僚制度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