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军机处议罪定罚，明廷论刑谋权衡（2/2）

温体仁也适时上前一步，接过话头：“陛下，李首辅所言极是。嘉定伯为皇后生父，若处置过重，不仅会伤了皇后之心，也有损陛下‘仁德’之名。依臣之见，此事当‘小惩大诫’——既要正国法，让天下人知道宫闱不可擅闯、国母不可轻辱；又要全帝后情谊，不让皇后在亲眷与夫君之间为难，这才是万全之策。”

崇祯的目光落在温体仁身上，语气终于缓和了些：“哦？那依你之见，该如何‘小惩大诫’？既不轻纵，又不苛责，还能让朝野信服？”

温体仁躬身答道：“陛下，可依我大明律例，令其‘纳银抵罪’。所缴银两归入赃罚库，充作边军军饷或国库开支——此举既符合祖宗之法，又能一举两得：一则惩戒了嘉定伯府，二则补充了国库，更不会伤及帝后情谊，可谓是万全之策。”

他顿了顿，继续解释：“我大明律中早有明文规定，但凡罪者，除谋反、叛逆、弑父等十恶不赦之罪外，皆可依罪轻重纳银抵罪。这‘纳银抵罪’并非凭空捏造，而是有渊源的——远可追溯到唐虞时期的‘金作赎刑’，《尚书·舜典》中有‘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宫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的记载，《管子》也提过‘过罚以金’，彼时多适用于过失犯罪、轻微犯罪或有特殊身份者，带着赎刑的悲悯之意。”

“到了我大明，这一制度愈发完善。”温体仁的声音愈发沉稳，“所谓‘赃罚’，便是收缴犯罪所得的赃物，及对犯罪人科处的财产性刑罚；而‘赃罚收入’，则包括赃罚银、纳纸、罚钱、纳米等多种形式，用途也极为广泛——既可充作六部办公费用、打造军器、修筑城池，也可用于赈济灾区饥民、支付狱政管理开支，甚至皇室的部分用度与官员俸禄，都曾从赃罚收入中支取。尤其是到了近年，国库空虚，中央与地方对赃罚收入的依赖愈发严重，‘罚赎’也成了补充财政的灵活手段。”

他抬手指了指殿外的方向，补充道：“陛下想必知晓，皇城西安门内的西什库大街，始建于正统年间，那里设有十座仓库，合称‘西什库’，分别存储不同物资——甲字库储布匹颜料，乙字库储军器，丁字库储铜铁木料，而其中的‘赃罚库’，便是专门收贮罚没官物与金银钱钞的库房。嘉定伯府若纳银抵罪，这笔银两最终便会归入赃罚库，届时可由户部统筹，尽数拨给边军，解燃眉之急。”

这话并非温体仁信口开河，而是有明一代的制度惯性。明初时，朝廷沿用元法，强制推行大明宝钞，禁止金银交易，律法中也明确规定以钞抵罪；可自正统年后，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宝钞贬值，用银逐渐合法化，“以钞抵罪”也慢慢演变为“以银抵罪”。到了崇祯年间，纳银抵罪早已是朝野默认的惯例，小到官员贪腐，大到勋贵失仪，只要不触及“十恶”，大多能通过缴银赎罪。

只是这制度到了后期，也滋生出不少弊端。地方官吏为中饱私囊，不断扩大“谪罚输赎”的范围，甚至出现“有钱可赎罪，无钱便问斩”的荒唐事——有时候，有没有罪、罪重罪轻，竟成了“银子说了算”。刑事案件按经济案件办，政治案件也按经济案件办，“赎罪银”渐渐成了统治阶层谋财的工具，本应用于军饷或赔偿被害人的罚银，大多流入了权贵的私囊，成了他们奢侈挥霍的资本。就像去年，应天府知府贪墨赋税，本应革职查办，却因缴了三万两赎罪银，只被降职调离，此事至今仍被百姓议论。

崇祯听着温体仁的话，脑中竟莫名闪过后世乾隆朝的“议罪银”制度——那是乾隆四十五年，和珅倡导的制度，让官吏将钱缴入内务府，交了“罚银”的官员犯罪时，可依所缴银两多少从轻发落。而“罚银”专款专用，主要供乾隆下江南、办万寿大典，据说乾隆六次南巡，沿途建了三十座行宫，八十岁万寿大典办得极尽奢华，竟没动用国库一两银子，全靠“议罪银”支撑，内务府甚至还有盈余。虽知此时想起后世之事不合时宜，但这“纳银抵罪”与“议罪银”的本质何其相似？都是以钱抵罪，都是为了充实内帑或国库，只是前者有“祖宗之法”的外衣，后者更直白罢了。

他沉吟片刻，指尖轻轻敲击着御案，目光扫过阶下群臣——李标面露赞同，张显初不再言语，其他大臣也纷纷抬头，等着他的决断。崇祯心中已然有了主意：纳银抵罪，确实是眼下最优解。一来，能让嘉定伯周奎大出血，补充空虚的国库——边军将士早已欠饷数月，这笔钱若能及时拨付，或许能稳住军心；二来，给了皇后台阶，不至于让她在生父与夫君之间为难；三来，也借此事震慑了其他勋贵，让他们知道，即便有皇家亲眷的身份，犯了法也需受罚，断不可恃宠而骄。

“好，便依温卿所言。”崇祯缓缓开口，声音里已没了先前的怒火，只剩冷静的决断，“传朕旨意：嘉定伯夫人犯‘大不敬’‘教子无方’二罪，罚银五万两，限三日内缴入赃罚库；嘉定伯周奎身为一家之主，管束不严，纵容家眷闯宫辱后，罚银十万两，一并缴入国库，专款专用，充作蓟辽边军军饷。若逾期不缴，或有私藏、转移家产之举，便即刻抄没嘉定伯府家产，以抵罚银！”

“陛下圣明！”殿内大臣齐齐躬身行礼，朝服的窸窣声与整齐的应答声交织在一起，终于打破了军机处许久的凝滞。

檀香依旧袅袅，炭火依旧明灭，可殿内的气氛却松弛了不少。只是众臣心中都清楚，这桩看似以“纳银抵罪”圆满了结的家事，背后藏着的，是崇祯对勋贵贪腐的深深不满，是对国库空虚、边军欠饷的无尽焦虑，更是对风雨飘摇的大明江山的苦苦支撑。那即将入库的十五万两罚银，对于广袤的大明疆域、对于嗷嗷待哺的边军将士、对于遍地烽烟的起义战场而言，不过是杯水车薪，是这末世王朝里，一抹转瞬即逝的微光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