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5章 牧区行记·初访托里（1/2）

清晨六点，戈壁滩上的风还带着寒意。

杨洛今天换上了一身便于活动的深色夹克和登山鞋，背上一个简单的双肩包。包里装着笔记本、水壶、几块馕，还有市委办准备的牧区地图和资料。今天要去的是托里县牧区——克拉玛依最偏远的乡镇之一。

“杨书记，今天路远，我们要开四个小时车。”司机老马提醒道，“那边都是砂石路，颠簸得很。”

“没事，走吧。”杨洛坐上那辆半旧的越野车。

陪同的除了市委办副主任刘明，今天还多了市卫健委主任艾尔肯·吐尔逊——一位五十二岁的维吾尔族干部，精通双语，熟悉牧区情况。

车子驶出市区，很快进入戈壁。四月的北疆，戈壁滩上稀稀拉拉地长着些骆驼刺和梭梭草，远处能看到成群的羊在啃食刚冒头的嫩草。

“托里县有七个牧业乡镇，我们今天要去的是最远的铁力克乡。”艾尔肯指着地图，“全乡三千多人，哈萨克族占85%，牧民逐水草而居，最远的牧点离乡政府八十公里。”

“医疗条件怎么样？”杨洛问。

艾尔肯叹口气：“乡里有个卫生院，但只有三个医生，设备还是十年前的老设备。牧民生病，轻的自己扛，重的要骑马到乡里，再坐车到县医院。去年有个产妇在路上大出血，差点出事。”

杨洛在笔记本上记下：“牧区医疗——急需改善”。

车子在砂石路上颠簸了两个小时，前方出现了山脉的轮廓。“那是吾尔喀什尔山。”艾尔肯介绍，“铁力克乡在山脚下，夏季牧场在山里。”

又开了一个小时，终于看到了一片房屋。低矮的土坯房、几栋砖房、一个显眼的蓝色屋顶建筑——那是乡政府。

乡党委书记巴特尔已经在路口等候。四十多岁的哈萨克族汉子，脸被草原的风吹得黑红，穿着旧夹克，脚上是沾满泥土的胶鞋。

“杨书记！艾主任！”巴特尔大步迎上来，汉语带着浓重的口音，但很热情。

“巴特尔书记，辛苦你等候。”杨洛与他握手，感受到那双手粗糙有力。

乡政府会议室很简单，一张长条桌，几把椅子，墙上挂着地图和“脱贫攻坚成果展”的图片。巴特尔用不太流利的汉语汇报情况：

“铁力克乡，三百二十户，一千五百人。去年人均收入八千元，主要靠畜牧业。有羊三万只，牛两千头，马五百匹。问题是……”他顿了顿，“草场退化，年轻人外出，老人看病难，孩子上学远。”

“乡卫生院现在什么情况？”杨洛问。

“卫生院有房子，但没医生。”巴特尔说得直白，“原来的医生退休了，新来的大学生待了三个月就走了。现在只有护士，能打个针，发个药。”

“带我去看看。”

卫生院离乡政府不远，一栋平房，白墙已经发黄。走进去，药房里的药品很少，诊疗室只有一张桌子、一个听诊器、一个血压计。一个二十多岁的哈萨克族女护士正在整理病历。

“这是古丽娜尔，我们的护士。”巴特尔介绍。

古丽娜尔有些紧张地站起来，用生硬的汉语说：“领导好。”

“你好。”杨洛温和地问，“平时牧民来看病多吗？”

“多。感冒、拉肚子、关节疼……但很多病我看不了，只能让他们去县里。”

杨洛翻开就诊登记本。最近一个月有六十多人次就诊，但转诊到县医院的就有十五人。“最远的牧点过来要多久？”

“骑马要一天。”古丽娜尔说，“有时候病人来了，我们已经下班了。”

“卫生院晚上没人值班？”

“没有……我一个人，晚上不敢住这里。”

杨洛心里一沉。这就是基层医疗的现实——有机构，没人员；有房子，没设备；有需求，没能力。

“艾主任，这种情况在牧区普遍吗？”

艾尔肯点头：“很普遍。全市牧区五个乡镇卫生院，只有两个有全科医生。我们计划新建的牧区医院，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离开卫生院，杨洛提出要去最远的牧点看看。巴特尔有些为难：“杨书记，那个牧点在山上，路不好走，骑马要三个小时。”

“那就骑马。”杨洛毫不犹豫，“我会骑马。”

巴特尔安排了五匹马。杨洛、刘明、艾尔肯、巴特尔，还有一个向导——年轻的哈萨克族小伙叶尔江。叶尔江二十岁，初中毕业后留在牧区放羊，汉语说得不错。

骑上马，沿着山路向上。四月的天山北坡，阳面的雪已经融化，露出黄褐色的草地；阴面还有残雪，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杨书记，您骑马挺稳。”叶尔江夸道。

“在部队学过。”杨洛拉着缰绳，“叶尔江，你怎么没出去打工？”

“我阿塔（爸爸）腿不好，阿帕（妈妈）身体也不好，我要照顾他们。”叶尔江说，“而且我喜欢草原。就是……就是挣不到钱。”

山路崎岖，马走得很慢。两个小时后，眼前出现了一个山谷，谷底有条小溪，溪边散落着几顶毡房。

“这就是库尔班大叔家的冬牧场。”巴特尔说，“现在还没转场，因为库尔班大叔病了。”

毡房外，一个哈萨克族老人正在晒羊皮。看到有人来，他站起身，认出了巴特尔。

“巴特尔书记！”老人迎上来，说的是哈萨克语。

巴特尔介绍：“库尔班大叔，这是市里的杨书记，来看你了。”

杨洛与老人握手。老人的手像枯树皮，但很温暖。毡房里，一个老妇人正在煮奶茶，炕上躺着一位更老的老人，盖着厚厚的被子。

“这是我阿塔，巴合提。”库尔班用生硬的汉语说，“病了，咳嗽，发烧。”

杨洛走到炕边。老人脸色潮红，呼吸有些急促。艾尔肯上前检查，用听诊器听了听肺部。

“肺炎。”艾尔肯轻声对杨洛说，“需要住院治疗。”

“为什么不去医院？”杨洛问库尔班。

库尔班低下头：“去医院要钱。而且……马要骑一天，到了县里还要住店。家里的羊没人管。”

这就是牧民的现实选择——病了，要么扛着，要么冒着风险长途跋涉。而在这个过程中，小病拖成大病，大病拖成重病。

杨洛沉默了一会儿，对巴特尔说：“安排车，送老人去县医院。费用我私人先垫上。”

“杨书记，这……”

“别说了，救人要紧。”

巴特尔用卫星电话联系乡里。两个小时后，一辆越野车艰难地开到了牧点附近。大家用担架把老人抬上车，库尔班大叔跟着去照顾。

临走前，杨洛从钱包里拿出两千块钱，塞给库尔班：“先治病，其他的以后再说。”

库尔班眼眶红了，用哈萨克语说了很多感谢的话。叶尔江翻译：“他说，共产党好，政府好，书记好。”

送走病人，杨洛的心情很沉重。他坐在毡房外的石头上，看着山谷里吃草的羊群。夕阳把草原染成金色，美景背后是艰难的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