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7章 暗流与情报（1/2）

法庭袭击的硝烟尚未完全从卡鲁鲁的天空散去，任务延期的沉重消息仍在队员们心头盘桓，另一场没有硝烟、却同样危险的战斗悄然拉开了序幕——一场针对中国维和防暴队，乃至整个中国在卡鲁鲁存在的舆论与信息战。

起初是些不起眼的涟漪。在本地几家影响力有限、但常常语出惊人的小报和广播节目中，开始出现一些针对中国防暴队的“匿名爆料”和“读者来信”。内容看似琐碎，却精心编织：有的指责中国防暴队在市场巡逻时“态度傲慢，对本地商贩缺乏尊重”；有的暗示中国队员与某些本地女性“交往过密”，违反纪律；更隐晦的，则影射中国防暴队参与培训当地警察的项目，是为了“输出某种模式”，暗中搜集情报，甚至为中方企业获取商业利益铺路。

与此同时，在卡鲁鲁本地某些活跃的网络论坛和社交媒体群组里，一些新注册或身份模糊的账号，开始散布更具煽动性的谣言：称中国防暴队在难民营分发物资时偏袒某个部族；在法庭袭击现场救援时“只顾救自己的人”；甚至荒唐地声称中国防暴队的车辆和装备“带有辐射”，对当地居民健康构成威胁。

这些信息真伪混杂，捕风捉影，但传播速度极快，尤其在一些对现状不满、易于轻信谣言的底层民众和部分对联合国及外国存在抱有疑虑的本地精英中，开始发酵。unpol的社区联络官反馈，在几次与社区代表的例行会面中，开始有代表“委婉”地提及这些传闻，试探unpol和中国方面的反应。

“这绝不是自发的抱怨，”在收到周浩汇总的第一批舆情简报后，杨洛在核心团队会议上断言，“时间点、针对性、传播渠道、以及内容的系统性，都显示这是一次有组织、有目的的舆论攻势。目标很明确：抹黑中国防暴队的形象，离间我们与当地民众和特派团其他部门的关系，削弱我们在此地工作的合法性和影响力。”

周浩推了推眼镜，补充道：“手法很老套，但在信息闭塞、民众情绪容易波动的卡鲁鲁，可能很有效。谣言往往比真相跑得快。如果我们不闻不问，或者反应过激，都会落入圈套。我们需要一套组合拳。”

经过紧急商议，杨洛确定了应对策略的三条主线：透明沟通，正面宣传，源头调查。 他强调：“我们的回应必须基于事实，符合联合国规则，同时要主动、积极、有建设性。不能陷入与谣言制造者隔空骂战的泥潭。”

透明沟通方面，主要由周浩和阿依古丽负责。周浩以中国防暴队新闻联络官的身份，正式致函unpol公共信息部和卡鲁鲁本地几家相对主流的媒体，主动邀请媒体代表（包括最初散布谣言的小报）到中国营区进行“开放日”参观，并安排对指挥官和普通队员的采访，开放部分非敏感的训练和生活区域，展示日常工作和纪律。在答复媒体质询时，对于具体的指控（如“态度傲慢”、“交往过密”），周浩不回避，而是依据执勤记录和纪律条例，提供事实依据进行澄清，态度开放而自信。对于无法证实或证伪的模糊指控（如“输出模式”、“搜集情报”），则援引联合国授权和中国政府一贯遵循的国际关系准则予以驳斥，并强调中国防暴队一切行动均在特派团框架和规则之内，欢迎各方依据事实进行监督。

阿依古丽则发挥她在社区工作中的优势，通过已建立的“社区女性调解员网络”和与本地妇女组织的联系，以非正式的方式，在茶余饭后的交谈中，用具体的事例——比如女警分队如何在难民营帮助生病的儿童、如何调解妇女纠纷、节日时如何与民众共舞——来潜移默化地抵消那些负面传闻。她告诉那些社区妇女：“那些躲在暗处造谣的人，可曾像我们一样，走进你们的帐篷，握住你们孩子的手？可曾在你们需要的时候，提供过一片药、一句安慰？请相信你们亲眼看到的，而不是耳朵听到的谣言。”

正面宣传则由罗帅和支援中队配合。他们整理了自抵达以来，中国防暴队参与的主要人道主义活动、联合培训、社区服务的影像和文字资料，制作成简洁明了的宣传册和短视频，通过特派团的公共信息渠道、本地合作电台的公益时段，以及营区外围的信息栏进行投放。内容聚焦于具体的人和事：中国军医救治当地伤员的画面，中国教官手把手教本地警察基本急救技能的场景，中国队员与本地儿童一起踢足球的笑容……用真实、温情、具象的故事，对抗那些空洞、恶意的指控。同时，罗帅协调国内相关部门，将一些反映中国防暴队正面工作的报道，通过外交和文化交流渠道，有选择地提供给卡鲁鲁本地的友好人士和媒体。

然而，杨洛和周浩都清楚，仅仅防守和澄清是不够的。必须设法弄清谣言的源头，才能从根本上评估威胁，并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源头调查的任务，异常敏感和困难。这涉及到在任务区复杂的情报环境中，进行不越界的秘密信息搜集。

“unpol的情报分析部门已经在跟进，但他们资源有限，而且这种涉及特定出兵国的舆论攻击，他们未必会倾尽全力，或者效率不高。”周浩分析道，“我们需要有自己的信息渠道，但必须绝对合规，不能授人以柄。”

在严格遵守联合国规则和驻地国法律的前提下，杨洛和周浩启动了一个低调的内部信息收集和分析程序。他们指示各巡逻分队、社区联络点以及参与联合行动的队员，在日常工作中，加倍留意任何异常的信息接触和传播迹象：例如，主动散播谣言的本地人有什么特征、与哪些人有接触；哪些本地媒体或社交媒体账号最先、最积极地传播这些信息；在谣言传播期间，是否有特定势力或人物异常活跃或试图与中国防暴队接触。

同时，周浩通过特派团内部的工作关系，与unpol情报分析部门、以及个别来自友好国家、经验丰富且相对公正的维和警官建立了更密切的非正式信息交流。在交流中，他们不直接要求对方调查谣言源头，而是以“更好理解本地舆情环境，以便改进工作”为由，分享己方观察到的现象，并交换看法。这种方式，有时能获得一些从正式渠道难以获得的碎片信息。

许航则从行动安全角度，加强了营区和人员的安全防范，特别是针对可能的信息窃听和渗透。他组织了对营区通信和网络的保密检查，并加强了对队员的反情报教育，提醒大家在社交媒体和与当地人交往时保持必要警惕，避免无意中泄露信息或落入话语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