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5章 国际接轨培训(1/2)
女警分队的专项训练如火如荼地进行,全队基础科目训练也在许航的严格督导下不断深化。就在整个“蓝剑”集训营沉浸在日复一日的打磨与提升之际,一次至关重要的外部检验,如同约好的风暴,准时抵达。
根据联合国维和行动部(dpo)与中国外交部的预先安排,一支由三名资深联合国维和警察教官组成的评估顾问小组,飞抵北京,随后被专车接到了冀北山区的训练基地。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对正在组建中的中国首支成建制警察防暴队(fpu)进行为期五天的初期能力预评估与专业技术指导。这不仅是对过去数月训练成果的一次“期中考试”,更是中国维和警察力量首次以成建制形式接受联合国专业机构的直接审视。
评估小组的成员背景显赫:组长是马丁·切斯特顿,一位头发灰白、身材敦实的英国人,前英国皇家警察警官,拥有超过十五年在波黑、刚果(金)、南苏丹等多个高危任务区的维和与培训经验,现任联合国警察司高级训练顾问,以标准严苛、目光犀利着称。组员包括一位来自加拿大的女警官索菲·勒布朗,精通法语和阿拉伯语,是性别平等与保护事务专家;以及一位前约旦特种部队指挥官阿里·哈立德,实战经验丰富,尤其擅长防暴战术和野外行动。
杨洛率核心团队——周浩、许航、罗帅,以及刚刚被任命为女警分队长的阿依古丽——在基地门口迎接。双方握手寒暄,气氛礼貌而专业。马丁的目光迅速扫过杨洛等人,又投向基地内部那些正在训练的队员身影,看不出太多情绪。
“杨先生,我们很期待看到你们的准备情况。”马丁的英语带着清晰的伦敦口音,“联合国期待中国fpu的加入,这将是维和力量的重要补充。我们的评估将严格基于《联合国成建制警察部队标准作业程序》、《维和警务核心能力框架》以及《人权尽职调查指南》等文件。希望未来几天,我们能充分交流。”
“欢迎各位教官,我们已做好准备,虚心接受指导。”杨洛不卑不亢地回答,随即示意许航等人陪同,带领评估小组前往观摩区。
第一天的评估从最基础的单兵与小组战术演练开始。队员们展示了标准的巡逻队形、车辆查控、人群观察与报告、简易路障设置与清除等科目。动作整齐划一,口令清晰,纪律性无可挑剔。许航在一旁用英语简要解说。马丁和他的组员拿着评估板,一边观看一边快速记录。
“基础动作很扎实,纪律性很好。”在观看完一套完整的街区巡逻模拟后,阿里·哈立德首先点头肯定,“队形保持、警戒角度、队员间的相互掩护,都显示出良好的训练素养。”
然而,马丁却微微皱眉,指着刚刚结束演练的一个小组:“杨先生,许教官,我注意到你们的队员在模拟接触可疑车辆时,下车、警戒、接近、问询的流程非常规范。但是,整个过程,队员的面部表情,尤其是眼神,是否过于……紧绷和警惕?甚至可以说是带有攻击性?”
许航一愣,解释道:“马丁教官,我们认为保持高度警惕是确保安全的前提,尤其是在模拟高危环境。”
“警惕是必须的,”索菲·勒布朗接话,语气温和但切中要害,“但维和警察与作战部队的一个关键区别在于,我们首先要传递的是‘存在以助稳定’,而非‘存在以施加威慑’。尤其是在日常巡逻和非对抗性接触中,过于凌厉的眼神和肢体语言,可能会无意中加剧当地民众的紧张感,甚至被误解为敌意。你们可以观察其他经验丰富的fpu,他们在执行类似常规任务时,会努力保持一种‘专业但开放’的姿态,眼神是警惕的,但面部肌肉是相对放松的,会尝试与路人有短暂、平和的目光接触,甚至点头致意。这有助于建立初步的、非对抗性的联系。”
杨洛和周浩对视一眼,意识到了这个细微但重要的差别。他们过去的训练,无论是特战背景还是国内严打整治环境,都更强调威慑力和压迫感,但在维和语境下,需要更精细的平衡。
第二天的评估重点转向了人群控制与公共秩序维护演练。队员们演示了标准的分列式盾牌阵型推进、催泪瓦斯投放、非致命性武器驱散等战术。动作迅猛,配合默契,展示了强大的控制力。
演练结束后,马丁请所有参与队员和指挥员围拢过来。“战术执行非常果断,阵型转换流畅,显示出优秀的团队协作和指挥控制能力。”他先给予肯定,然后话锋一转,“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在整个驱散模拟‘暴力示威人群’(由其他队员扮演)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你们的指挥口令和队员的回应,几乎全是短促、高声的命令式呼喊,比如‘推进!’、‘稳住!’、‘放!’。在整个过程中,是否考虑过,或者说训练过,在采取强制措施之前,通过扩音设备或其他方式,向人群发出清晰、多语种的警告和指令?例如,‘这里是联合国维和警察,你们的行为已违反法律,请立即停止冲击,有序散去,否则我们将依法采取必要措施。’”
许航回答:“我们有相关的程序,但通常在演练中,默认情况是口头警告无效或情况紧急……”
“我理解演练的设定,”马丁打断他,表情严肃,“但正是这种‘默认’,可能会在真实任务中形成习惯。联合国武力使用原则强调‘渐进性’和‘最后手段’。清晰、重复的警告,不仅是法律要求,也是争取舆论和理解、减少冲突升级可能性的关键环节。警告的时机、用语、语气,甚至由谁来警告(有时由当地警察或社区领袖配合发出可能更有效),都是一门学问,需要在训练中固化下来,变成肌肉记忆,而不是等到真实情况再去想。”
他进一步举例:“在刚果(金),我们曾有一次类似的处置。因为前期的警告清晰且给了足够的反应时间,虽然最终仍然使用了催泪瓦斯,但事后当地媒体和社区领袖的反弹小了很多,因为他们看到了我们‘给了机会’。而在另一次事件中,因为警告仓促模糊,尽管使用的武力程度相似,却引发了持续的抗议和调查。细节决定成败,尤其在镜头无处不在的今天。”
这番话让在场的指挥员和队员们陷入了深思。他们意识到,过去训练的焦点更多在“如何打好”,而对“何时打”、“怎么不打而解决问题”的前置环节和沟通策略,训练得还不够深入。
第三天,评估转向了跨文化沟通与特定情境处置。阿依古丽带领女警分队,演示了在模拟的难民营女性区域进行安全检查和接触的场景。她们表现得体贴、专业,注意使用围布保护隐私,由女警进行身体检查,并与扮演难民营妇女的教员进行了简单的沟通。
索菲·勒布朗在点评时给予了高度赞扬:“女警分队的表现非常出色,程序规范,体现了对文化敏感性和性别平等的充分尊重。这是你们队伍的显着优势。”她随后提出了一个更深入的问题:“在接触中,我注意到你们主要使用了英语和简单的中文(通过翻译设备)。考虑到未来任务区语言的多样性,除了英语\/法语这些工作语言外,是否有计划让队员们,至少是分队长和骨干,学习一些任务区当地最常用语言的极其基础的问候语、数字、方向词以及表达‘你好’、‘谢谢’、‘请’、‘对不起’、‘我需要帮助’、‘停止’等关键短语?哪怕只是几个词,当你们用当地语言说出来时,所传递的尊重和沟通意愿,效果是截然不同的。”
阿依古丽立刻回应:“我们已经有安排,正在编写这样的简易词汇表,并计划纳入后续语言培训。”
“很好,”索菲点头,“另外,在模拟处理一起‘家庭纠纷’时,女警队员介入调解。我想问,除了现场调解,你们的训练是否包含了如何与任务区现有的、可能由当地妇女组成的‘社区调解员’或‘妇女保护网络’进行对接和协作的环节?很多时候,维和警察是外来者,而当地这些网络更了解情况,也更有持续影响力。建立这种伙伴关系,比我们单独处理每一个案件要有效和可持续得多。”
这个问题又触及了训练的一个盲区——与当地社会结构的主动嵌入和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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