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1章 铁蹄东进，樽俎折冲（1/2）

东京湾，浦贺水道。

薄雾笼罩着清晨的海面，却掩不住那支正缓缓通过水道、驶向东京港的庞大舰队的森严轮廓。舰队核心不再是进攻时的航母和两栖攻击舰，取而代之的是数艘经过改装、悬挂着特殊旗帜（蓝底白星加红色横杠，代表盟军占领部队）的大型运输舰和驱逐舰。舰上搭载的，是“海棠”军队派出的、以精锐部队组成的盟国对日占领军先遣支队，以及大量的军政人员、技术人员和随军记者。

旗舰“昆仑山”号运输舰（原客轮改装）的甲板上，先遣支队指挥官、陆军中将孙立人（虚构，融合历史原型与故事设定）举着望远镜，眺望着越来越近的东京海岸线。他的心情复杂难言。脚下这片海域，曾是中国北洋水师的伤心地，也是日本联合舰队出发侵略的起点。而今天，他将率领中国军队，以胜利者和秩序重建者的身份，踏上这片曾经骄狂不可一世的土地。

“报告！美军第三舰队发来信号，他们的先遣舰只已抵达横须贺外海，询问我方进度及协调入港事宜。”

“报告！东京港引水员已登舰，但神色惶恐，表示港内部分设施在投降前后的破坏中受损，大型舰只靠泊需谨慎。”

“报告！岸上观测哨报告，东京市区未见大规模异常活动，但多处有黑烟升起，情况不明。”

一条条信息汇总而来。孙立人放下望远镜，神情冷峻：“回复美军，我部将按计划进入东京港晴海码头区域。命令各舰，保持戒备，但非必要不得开火。登陆部队做好随时应变准备。我们的任务是占领、接管、维持秩序，不是报复。但若遇抵抗或破坏，坚决镇压！”

“是！”

舰队缓缓驶入东京港。昔日繁忙的港口如今一片死寂，码头上堆积着来不及运走的破烂货物和废弃的小型船只，部分仓库仍在闷烧，冒出滚滚浓烟。一些码头工人和市民躲在远处残破的建筑后，用惊恐、麻木、甚至隐含仇恨的目光，注视着这些喷涂着陌生标志的钢铁巨舰靠岸。

跳板放下，全副武装、头戴钢盔、手持自动步枪的“海棠”士兵，以标准的战术队形，迅速而有序地踏上了东京的土地。紧随其后的是工兵、通信兵、军医、以及穿着不同制服的文职接管人员。坦克和装甲车也从运输舰的坞舱中缓缓驶出，沉重的履带碾压在码头的混凝土地面上，发出令人心悸的铿锵声。

没有欢迎，也没有激烈的抵抗。只有死一般的沉默，和弥漫在空气中的、浓烈的失败与绝望的气息。先遣支队迅速控制了码头区，设立警戒线，建立临时指挥所和通讯中心。

孙立人在卫兵护卫下踏上码头。他踩了踩脚下坚实的地面，抬头望向远方那座在晨曦中显得朦胧而残缺的城市天际线。东京，这座他只在情报照片和地图上见过的敌国首都，如今就在他的脚下。

“第一步，控制港区及周边关键设施。第二步，向皇宫、首相官邸、陆军省、海军省、大本营等核心军政机关推进，实施军事管制。第三步，配合后续部队，分区占领整个东京，维持治安，搜缴武器，甄别战犯。”孙立人对身边的参谋们下达指令，“记住总指挥的要求：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我们是来执行占领任务，终结战争罪行的，不是来发泄仇恨的。但对任何试图破坏投降协议、隐藏战争罪犯、或进行抵抗的个人和团体，绝不姑息！”

“是！”

就在“海棠”先遣支队开始有条不紊地执行占领任务时，横须贺方面也传来了消息：美军在麦克阿瑟将军（已被任命为盟军最高司令官）尚未抵达的情况下，其先头部队也已登陆，并迅速控制了横须贺海军基地及周边区域。美日双方似乎早有默契，美军接收过程相对顺利。

一场围绕对日占领主导权和未来日本命运的、无声的较量，其实在受降仪式结束后，就已经在东京湾两岸，同时拉开了序幕。

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瑞士日内瓦。

一场规格更高、影响更深远的谈判，正在盟国间紧张进行。议题是：如何具体实施对日占领、管制、审判和赔偿。

会场设在国联（尚未解散）旧大楼的一间宽敞会议室内。长条桌两侧，坐着来自美国、中国（“海棠”及重庆政府联合代表团，内部虽有龃龉但对外一致）、苏联、英国、法国、荷兰、澳大利亚等主要盟国的代表。气氛远不如受降仪式那天“和谐”。

“……综上所述，”美国首席代表、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用一贯冷静的语调陈述着美方方案，“鉴于日本投降已由我国麦克阿瑟将军代表盟国接受，且我军已率先实质控制东京及周边关键区域，由美国主导对日占领及初期管制工作，是最为高效和现实的选择。我们提议设立‘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scap），总部设在东京，由麦克阿瑟将军担任最高司令官，统筹一切占领事务。各盟国可派遣代表组成‘对日理事会’进行协商，但具体执行应以scap指令为准。”

这几乎是要将占领主导权完全掌握在美国手中。

“艾奇逊先生，”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外交元老顾维钧（“海棠”与重庆协商后共同推举）立刻发言，不卑不亢，“中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牺牲最大、坚持最久的主要参战国，在对日事务上拥有无可辩驳的优先权利和特殊责任。我们完全赞同设立盟军联合机构，但最高司令官的人选及权限，必须充分考虑各主要盟国、尤其是中国的意见。我们建议，成立一个由美、中、苏、英四国代表组成的‘对日管制委员会’，作为最高决策机构，其下设的执行机构才由scap负责，且scap内部必须有充分的中国代表参与决策。”

“同意中国代表的意见。”苏联代表莫洛托夫立刻接话，他显然也不愿美国一家独大，“对日占领和管制是反法西斯同盟的共同事业，必须体现集体负责的原则。苏联红军在粉碎关东军、促使日本最终投降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有权利也有义务参与对日占领，特别是在北海道等地区的管制。”

英国代表艾登则更关心其他方面：“诸位，占领体制固然重要，但当前首要任务是彻底解除日本武装、审判战犯、以及确立战争赔偿原则。我们必须确保日本永不再对和平构成威胁。同时，关于日本在太平洋及东南亚侵占的领土和权益的处置，也需要明确方案。”

法国、荷兰等代表也纷纷发言，强调自身在战争中遭受的损失和应得的赔偿权利。

会议顿时变得嘈杂起来。各方利益交错，诉求不一。美国想独占主导权并按照自身意志改造日本；中国要确保大国地位和获得充分赔偿；苏联要扩大在远东的影响力和获得实际利益；英国要恢复殖民地并削弱日本；其他国家则盯着赔偿和领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