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9章 。沈阳的商贾巨鳄（2/2）
汇丰银行：英国汇丰银行的分支机构，1900年代进入沈阳，位于商埠地，主要从事金融业务，是当时沈阳重要的外资银行之一。
沈阳十大商人名单：
天合盛粮商集团（刘氏家族）
作为东北粮食贸易的垄断性商号，天合盛在奉天省内构建了覆盖粮源收购、运输、储存、销售的全链条网络，通过“买空”大豆等大宗商品远销欧洲，积累了巨额财富。其业务规模远超同期普通商号，甚至对张作霖家族的粮企形成竞争压力，成为清末奉天商业的标志性企业。
2. 益发钱庄（后改益发银行，刘氏家族）
依托粮食贸易的现金流，益发钱庄成为奉天金融领域的重要力量，主营存放款、汇兑等业务。1926年张作霖政权打击呔商时，该钱庄虽受影响。
3. 同记商号（武百祥）
河北乐亭商人武百祥在奉天创办同记商号，以制作皮帽子起家，通过“前店后厂”的经营模式（自产自销）迅速扩张，成为奉天百货业的领军企业。此后其业务扩展至哈尔滨、长春等地，形成跨区域的商业网络，武百祥本人也被誉为“改革旧商业而创造新商业的先锋”。
4. 乔氏商号（乔致庸家族，奉天分号）
作为清代晋商的代表性商帮，乔氏家族以票号（大德通、大德丰）、茶叶、丝织品贸易为核心，商业网络覆盖全国。1903年前后，乔氏在奉天设立分号，依托东北与关内的贸易往来（如人参、鹿茸、皮货输入，茶叶、丝绸输出），积累了大量财富，是奉天商界的重要外来势力。
5. 东三省官银号（奉天）
虽为官办金融机构，但东三省官银号在1903年前后承担了奉天地区的货币发行、财政收支、商业贷款等核心职能，其资金规模与影响力远超普通商号。作为清末东北金融体系的核心，它对奉天商业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支撑作用，可视为该时期“隐性首富”。
6. 奉天商务总会商人（群体）
奉天商务总会（前身为1902年成立的“奉天商业会议所”）汇聚了当地最具实力的商人，涵盖粮商、钱商、药商、皮货商等多个行业。这些商人通过商会平台整合资源、协调商业活动，形成了奉天商业的核心精英群体，对区域经济决策（如税收、市场规则）具有重要影响力。
7. 陈昔凡（奉天商人）
作为陈独秀的嗣父，陈昔凡在日俄战争（1904-1905）期间抓住东北战乱机遇，通过贩运马匹、囤积物资等投机活动发家，迅速积累巨额财富。此后他在奉天购置田地、开设古玩铺（如“崇古斋”分店），成为奉天商界的暴发户代表，其财富规模在1903年前后已初露端倪。
8. 马应彪（奉天先施公司创始人）
广东中山商人马应彪于1900年在香港创办先施公司（近代中国第一家百货公司），1903年前后将业务拓展至奉天，开设奉天分号。先施公司引入“不二价”“商品明码标价”等现代商业理念，迅速成为奉天百货业的标杆，马应彪本人也因此成为东北商界的重要人物。
9. 俄商秋林公司（奉天分号）
作为俄国商人在东北的重要商业实体，秋林公司于1900年在哈尔滨设立总部，后在奉天开设分号，主营百货、食品、五金等业务。依托俄国的工业产品与东北的资源优势，秋林公司在奉天迅速扩张，其分号经理（如伊万诺夫）成为当地知名的外国商人。
10. 日商大仓组（奉天支店）
日本商人大仓组是近代日本在中国东北的重要商业势力，1903年前后在奉天设立支店，主要从事木材、煤炭、纺织品贸易。依托日本的殖民扩张政策，大仓组在奉天获取了大量经济特权，其财富规模与影响力在该时期快速上升。
注：1905年沈阳城被日军占领期间，城内商家普遍遭受了抢掠与强制征敛
1905年日俄战争奉天会战结束后，日军于3月10日侵占沈阳城。此后，日军及日本军政机构对城内商家实施了系统性掠夺：
强迫“献纳”粮秣银：1905年3月15日，日本满洲军总司令官大山岩进入沈阳城后，立即成立“奉天军政署”，强迫全城1369户商店“献纳”粮秣银共计10万两，全城商业因此陷入凋敝7。
注：抢掠财物与破坏：日俄战争期间，俄军溃退前曾在沈阳城内强占官署民房、拆房构筑工事、抢夺市民财物，日军占领后并未停止掠夺，反而进一步霸占商家财产。
日军闯进中街，众店铺被迫悬挂日本“太阳旗”，商家经营者惊慌失措，店内财物被洗劫。
后续殖民掠夺的伏笔：日军占领后，通过“满铁附属地”等机构逐步控制沈阳经济命脉，1907年“满铁奉天附属地”面积已达149.7平方公里，成为日本殖民统治的核心区域。
金融机构物资被日军洗劫
日俄战争后期（1905年3月），日军攻陷沈阳（奉天）后，立即占领了当地的金融机构。据史料记载，日军对沈阳的银行、钱庄等商业机构进行了系统性掠夺，其中东三省官银号（当时东北最大的金融机构）的库存黄金、银元被洗劫一空（具体数量未明确记载，但后续资料显示，东三省官银号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的损失为16万斤黄金、200万斤现洋，推测1905年已被日军侵占部分资产）。
此外，日军还对民间商家的贵重物品（如珠宝、古玩、绸缎等）进行了抢夺，导致沈阳商界遭受重创，许多店铺因损失惨重而倒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