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0章 找个翻译太难了！（1/2）

这数十册外文古籍，都是这几年，王黼通过犹太人商路网络，费尽周折从各方搜罗而来。

早在大唐与阿拉伯帝国的怛罗斯之战后，中国造纸术就流入了伊斯兰世界。

所以，这些书籍，都是纸张装帧，而非古老的羊皮卷。

不过，大中华的印刷术，还没流传过去，所以，所有书籍都是手抄本。

其中大多以阿拉伯文书写，间或有波斯文、甚至少量希腊文抄本。

至于书籍写的是什么内容，苏遁到现在都不知道。

当初拿到书，度过最初的兴奋劲后，苏遁很快发现，自己之前想得太简单了。

重金求购古书并不难，难的是，根本找不到能翻译这些书的人！

王黼是犹太人，可他从小接受汉学，连“先知书”上的希伯来文都看不懂，更别说其它文字了。

犹太社团里倒是有些人，因为经商需要，会说一点阿拉伯口语，但能阅读、书写的，一个也没有。

苏遁只能把目光，转向汴京城里，礼部鸿胪寺下辖的诸多“通事”身上。

元佑七年（1092）十一月，老爹苏东坡升职端明殿学士、礼部尚书，一直到出守定州前，都是礼部一把手。

按说自己找老爹要个小小的翻译，那不是手到擒来。

但苏遁哪敢啊！

自己立了军令状才一年多，又去“不务正业”，捣鼓这些“异端邪说”，要被老爹知道，那就完全信用破产了。

人无信不立，若在老爹和老叔面前信用破产，以后他们怎么敢放心把家族重担交给自己？

何况，他也怕把老爹被气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气出个病来就不妙了。

所以，苏遁只能用笨办法，新年前后，让高俅去“怀远驿”旁守株待兔。

本朝的几处国宾馆，光化坊的都亭驿，专门接待辽国使节；惠宁坊的都亭西驿，接待西夏使者；延秋坊的礼宾院接待回鹊、吐蕃、女真使臣；阖闾门外安州巷的同文馆接待高丽使臣；兴道坊的怀远驿，接待南番交州，西蕃龟兹、大食、于闻、甘、沙、宗哥等国贡使。（资料来源《东京梦华录》 卷六 元旦朝日）

元旦大朝拜，这些跟大宋有往来的国家，都会派出使者向大宋官家拜年。

使者住在国宾馆，负责翻译的“通事”就得陪同住着。

苏遁想的“守株待兔”，就是让高俅认准陪同大食贡使的“通事”，打听其个人信息，然后，自己直接上门，自报家门，让其帮忙。

作为翻译的“通事”只是吏员，连官员都不算，地位不高、前途有限，上升通道十分狭窄。

自己作为他顶头上司的顶头上司的衙内，屈尊折节，上门求教，那“通事”岂有不尽心尽力之理？

当然，想象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元佑八年的新年，并没有大食贡使入京。

所以，高俅也没能“守株待兔”到一名懂大食语言的翻译。

没能等到元佑九年的春节，老爹就被踢出了京城，找翻译的事，算是彻底落空了。

对了，元佑九年的年号，只用了三个月，就被小皇帝改为绍圣元年了。

可见小皇帝对元佑之治多么怨念。

苏遁和苏东坡合编的《元佑拼音字典》，被小皇帝禁了，也算常规操作了。

今年年初，大侄子苏寿娶了刘氏后，曾带着刘氏到惠州拜见叔翁苏东坡，苏遁趁机把这些外文书拿给这位侄媳妇观看。

但刘氏表示，自己一家人虽然是大食后裔，但除了诵读“真主启示”，并未系统学习过阿拉伯文书写，这些书对他们来说，如同天书。

苏遁也不想大张旗鼓地去广州番坊打听寻找翻译，以免引来不必要的注意，于是，这件事，就这么一直拖到了现在。

依苏遁所想，受过苏家大恩的番长辛押陁罗，无疑是翻译这些书籍最理想的人选。

他是土生土长的大食人，自然有深厚的母语根基；他在熙宁初年就来到了中国，去除海上奔波，在中国也居住了上十年了，平日能与官商各阶层打交道，汉文水平定然不低；再者，身为番长，见识广博，书中要是有什么深奥的学术知识，或许他也能理解并翻译。

就算他本人事务繁忙，无暇翻译，以其身份地位，推荐几位合适的翻译人才也非难事。

然而，辛押陁罗仔细翻阅了几本书后，面色逐渐凝重起来。

良久，他轻叹一声，将书册放回，摇了摇头，语气带着遗憾与实事求是的坦诚：

“小郎君，这些典籍……所载都是高深学问，涉及星象运行、数理推演、万物机理乃至灵魂思辨。老夫虽能勉强诵读其文，然其中精微奥义，不能尽解。”

“若要将其准确译为汉文，使之不失本意，又能为中原士子所理解……老夫实是力有未逮，不敢误人子弟。”

苏遁心中微沉，仍抱一线希望：“那……老丈可否引荐几位既通晓大食文墨，又深谙汉文典籍的唐帕？酬劳方面，尽可商量。”（宋· 周密 《癸辛杂识后集·译者》“今北方谓之通事，南蕃海舶谓之唐帕……皆译之名也。”）

辛押陁罗闻言，不由苦笑：“小郎君有所不知。市舶间那些唐帕，所学多是买卖交涉、日常应对之语，能口传大致意思已属不易，更别提认大食文字，翻译这等义理深奥的鸿篇巨制了。”

刘昭跟着接口，一脸义愤填膺：“是啊，绝大部分汉人唐帕都是浑水摸鱼，甚至坑蒙拐骗之辈！”

“前几年，有一个占城商人和一个大食商人因债务纠纷闹上公堂，那唐帕收了欠债人的好处，胆大包天，居然跟断案的推官说，听原告的意思，不是因债务纠纷才上公堂，而是因天气久旱，愿自焚献祭，向老天祈雨！”

“推官难辨真相，居然命令皂吏把告状的大食商人推出去烧了，以完其心愿。”

“要不是我爹听到消息赶过去，替那大食商人做了翻译，那大食商人还真可能莫名其妙送了命。你说这叫什么事啊！”（故事来源宋代陈郁《藏一话腴》）

辛押陁罗见刘昭说起了汉人唐帕的坏话，怕苏家兄弟不喜，忙撇开话头，向苏遁解释道：

“这些书籍，学问深奥，并非日常对话可比。若想翻译，不但要对大食语与汉语均非常精通，更要精通此书中的天文、数理、自然、哲思知识，实在非普通蕃商或译者所能为。”

他指着书中一处复杂的几何证明，“譬如此处，老夫虽看得懂字，却不明白其中之理，如何转译？强行为之，必是词不达意，谬误百出，传扬出去，只怕是误人子弟。”

苏遁默然，他何尝不明白这个道理？

就好像，后世的自己，从小学英语，英语口语和外国人交流无碍。

但如果让自己，不借助任何网络工具，去把《道德经》《庄子》翻译成英语，或者把霍金的《时间简史》翻译成中文，那简直是天方夜谭。

知识的传递，需要桥梁，而桥梁本身，必须足够坚实和宽阔。

明末的利玛窦和徐光启能合译欧几里得《几何原本》，那是因为利玛窦本就是罗马教廷优中选优派来的顶尖人才，知识渊博、学习能力出众，而徐光启也是进士出身的饱学宿儒，且愿意放下身段主动去学“外语”，主动拥抱外番文明。

两人作为各自文明中的顶尖学者，怀着极大的热忱与尊重，互相学习，深层次交流，最终才能结出硕果。

反观当下，远涉重洋来到广州的蕃商，首要目的是求利，其中或有见识不凡者，但系统掌握高级学问、并愿意潜心钻研中国文化的学术型人才，绝对一个都没有。

而中国，更别提了。

在本朝，学外语是自甘堕落，翻译身份形同低微匠人。

仁宗年间，北宋名臣余靖出使契丹时，受辽主邀请作诗：“夜筵设逻臣拜洗，两朝厥荷情干勤。微臣雅鲁祝若统，圣寿铁摆俱可忒。”

辽国主见余靖竟然在诗句里使用了契丹词汇，极为开心，出使任务大功告成。

本来，这算是两国友好往来的一段佳话。

没想到，余靖回朝后，却被御史参了一本，说他大失朝廷体面，余靖因此被贬到地方上当官去了。（北宋刘攽《贡父诗话》记载，刘攽是和苏东坡媲美的段子手）

这就是宋朝士大夫群体，对学外语、说外语的态度。

在礼部有正式职务的通事，都只是低级的吏员，没有转“官”的可能。

那些在广州蕃坊当唐帕的，能是什么成分，可想而知了。

肯定都是读书不行、科举无望，混不进主流价值观道路的人啊。

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帮他翻译天文、地理这么高深的学问呢？

自己找他们来翻译，无异于缘木求鱼。

一股强烈的无力感涌上苏遁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