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汉代太学的“经学传承”（2/2）

汉武帝对公孙弘的奏疏“诏可”，汉代太学正式建立。此时的太学，已具备“官方教育机构”的全部核心要素：有固定的教学主体（博士）、固定的生源（博士弟子员）、固定的教学内容（五经）、固定的考核规矩（一岁一试）、固定的晋升路径（补文学掌故、为郎中），完成了从“博士官”到“太学”的本质转型——教育从“博士的附属行为”变为“朝廷的独立职能”，从“松散的私人传承”变为“系统化的制度性实践”。

四、汉武之后：太学的“扩张期”——规模与制度的完善

汉武帝之后，随着“独尊儒术”政策的深化，太学规模逐步扩大，制度不断完善，成为“全国最高学府”与“人才储备中心”，其扩张过程与“儒学影响力的提升”同步推进。

汉昭帝时，因“霍光辅政，承武帝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汉书·昭帝纪》），太学规模未大幅扩张，博士弟子仍为100人，但开始重视“弟子的政治参与”，如盐铁之议时，“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民所疾苦，议罢盐铁榷酤”（《汉书·食货志》），参与辩论的“贤良文学”中，多为太学弟子，他们“以经义对，颇讥切丞相、御史”，体现了太学“通经致用”的培养目标。

汉宣帝时，儒学地位进一步提升，宣帝“兴于闾阎，知民事之艰难”（《汉书·宣帝纪》），重视太学的人才培养作用，一方面“益广之”，将博士弟子增至200人；另一方面“增置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谷梁《春秋》博士”（《汉书·儒林传》），博士数量从汉武帝时期的7人增至12人，教学内容更趋丰富，形成“五经十四家博士”的格局（东汉时增至13家）。同时，宣帝对博士选拔提出更严格的要求：“令群儒选高才生，受学《左氏》《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后汉书·章帝纪》），博士需“明于经义、通达国体”，且需经过“群儒举荐”，避免“滥竽充数”，确保教学质量。

汉元帝时，因“好儒术”，太学规模进一步扩张，博士弟子名额增至1000人。元帝即位后，“征用儒生，委之以政”（《汉书·元帝纪》），如韦玄成、匡衡等儒生相继任丞相，儒学成为“官学正统”，太学作为“儒生培养基地”的地位更加巩固。此时的太学不仅扩大招生，更强化了“弟子参与朝政”的职能——“民多上书言便宜，辄下博士弟子，令其议论，加以差择”（《汉书·元帝纪》），即民间上书提建议时，元帝会将奏疏下发给太学弟子，让他们结合经义讨论优劣，再从中筛选可行的建议。这一做法既让弟子积累了政治经验，也让太学成为“朝廷决策的辅助智库”，进一步凸显了“教育服务治国”的功能。

汉成帝时，太学规模达到顶峰，“增弟子员三千人”（《汉书·儒林传》），同时对校舍进行扩建。成帝时期，“天下亡兵革之事，号为安乐，然俗奢侈，不以畜聚为意”（《汉书·成帝纪》），社会稳定为太学扩张提供了条件；加之成帝“好经书，博览古今”（《汉书·成帝纪》），对太学的投入大幅增加，太学弟子从1000人激增至3000人，成为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官方学府之一。为容纳激增的弟子，成帝下令扩建太学校舍，虽具体形制未见于文献，但结合东汉顺帝时的校舍规模，可推测此时的太学已形成“讲堂、校舍、藏书楼”等配套设施齐全的建筑群。

东汉时期，太学制度在“规模扩张”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细节完善”，尤其以汉顺帝、汉灵帝时期的改革最为关键。汉顺帝永建六年（131年），采纳尚书令翟酺的建议，“更修黉宇，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后汉书·儒林传》）——此次扩建使太学拥有240间房屋、1850间寝室，可容纳数千弟子居住与学习，校舍布局呈现“讲堂居中、校舍环绕”的规整形态，河南偃师东汉太学遗址的“讲堂遗迹”与“校舍基址”分布，正是这一布局的物质印证。同时，顺帝还“除郡国耆儒九十人补郎、舍人”（《后汉书·顺帝纪》），将地方精通经义的老儒吸纳为太学辅助教学人员，强化了“中央与地方的学术联动”。

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为解决“经义阐释分歧”的问题，灵帝命蔡邕、李巡等儒生“正定六经文字”，将《诗》《书》《礼》《易》《春秋》《公羊传》《论语》七种经典刻于石碑，立于太学门外，史称“熹平石经”。石经共46碑，高3米多，宽1米多，字体为隶书（八分书），由蔡邕亲自书写，“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后汉书·蔡邕列传》）——熹平石经的设立，为太学教学提供了“统一的经义标准”，彻底解决了此前“博士传授经义各执一词”的混乱，如《公羊春秋》博士与《谷梁春秋》博士对同一经文的阐释，需以石经文字为准，不得随意发挥。这一举措既是“师法传承”的制度化强化，也让太学成为“全国经义解释的权威中心”，进一步巩固了儒学的正统地位。

此外，东汉太学在“教学安排”与“考核细节”上更趋精细化：

- 教学安排的季节适配：据《后汉书·百官志》注引《汉官仪》记载，博士“春秋教以《春秋》，冬夏教以《尚书》《礼记》”。春季与秋季教授《春秋》，因这两季是“春秋决狱”（以《春秋》经义断案）的高发期，弟子学习后可直接参与地方司法实践；冬季与夏季气候极端，适合静心研读《尚书》《礼记》等需要深入理解的典籍，这种“顺时而教”的安排，既贴合政治实践需求，又顺应自然规律，体现了“实用与规律结合”的教学智慧。

- 考核形式的分层细化：除“射策”（随机抽题作答，考经义记忆）与“对策”（考时政分析）外，东汉太学新增“日常考核”与“毕业综合考核”：日常考核包括“每月背书”“季度默写”，由博士助手（称为“都讲”）负责；毕业综合考核需“通五经中的两部以上”，且需提交“经义阐释论文”与“时政建议报告”，合格者方可获得入仕资格。这种“日常+综合”的考核体系，避免了“一考定终身”的弊端，更全面地评价弟子的学业与能力。这些制度层面的扩张与细化，并非仅存于文献记载，更在考古遗存中留下了可触摸的历史印记。

五、考古印证：偃师太学遗址中的“制度痕迹”

河南偃师东汉太学遗址的考古发掘，为太学制度的“规模化、体系化”提供了确凿的物质证据，让抽象的文献记载转化为可触摸的历史场景。

遗址位于河南省偃师市佃庄镇，地处东汉都城洛阳城南郊，1957年至1958年、1974年至1975年两次发掘，揭露面积达2万多平方米，发现了“讲堂遗迹”“校舍基址”“熹平石经残片”“弟子籍木牍”等关键遗存，完整呈现了东汉太学的制度落地形态。

1. 讲堂遗迹：规模化教学的物质载体

遗址中央发现一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约45米，南北宽约22米，基址上残留有排列整齐的柱础（共24个）、东西向的门道（2处）、南北向的台阶（4处），考古学家结合文献记载，确认这是太学的“讲堂”——即博士讲授经义的场所。按柱础分布推算，讲堂内部可容纳约500人同时听课，与《后汉书·儒林传》“诸生横巷，为海内所集”的记载吻合，印证了太学“规模化讲授”的教学模式。讲堂地面采用“夯土+白灰面”处理，平整坚硬，周边有排水沟渠，可见当时对教学环境的精心设计；讲堂西侧发现3处“耳房”基址，推测是博士备课、休息的场所，体现了“教学与办公一体”的布局逻辑。

2. 校舍基址：弟子集体生活的实证

围绕讲堂，考古人员发现了大量“校舍基址”，均为“夯土墙、木构屋顶”的平房，平面呈方形或长方形，面积约15-20平方米\/间，与《后汉书》“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的记载基本对应。部分校舍基址内出土了陶灶、陶盆、陶罐等生活用品，以及书写用的竹简、木牍、墨块，说明弟子在太学内过着“集体居住、集中学习”的生活——白天到讲堂听课，晚上在宿舍研读经义、练习书写，这种“住学一体”的模式，为弟子“专心求学”提供了保障，也便于太学对弟子的日常管理（如夜间查寝、晨读监督）。

3. 弟子籍木牍：招生制度落地的直接物证

遗址出土了一件编号为yst2:15的“弟子籍”木牍，长23厘米，宽7厘米，厚0.8厘米，木牍表面用隶书清晰刻有：“南阳郡邓县弟子张达，年二十，通《诗经》鲁氏传，由郡国相王咸举，永元十年三月诣太常，受业为弟子。”这段文字包含“籍贯（南阳郡邓县）、姓名（张达）、年龄（二十）、通经种类（《诗经》鲁氏传）、推荐者（郡国相王咸）、入学时间（永元十年三月）”等关键信息，与《汉书·儒林传》记载的“郡国推荐”“年十八以上”“通一艺”等选拔条件完全吻合，是太学“双轨选拔制”在地方落地的直接证据——张达作为南阳郡推荐的弟子，随郡国计吏赴京师，经太常审核后成为太学弟子，完整还原了“地方推荐→中央审核→入学受业”的流程。

4. 熹平石经残片：统一经义的物质象征

遗址出土了数千块“熹平石经”残片，最大的残片长30厘米，宽20厘米，刻有《诗经·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与《尚书·尧典》“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的文字，字体为规整的隶书，与文献记载的“蔡邕书丹”一致。这些残片多发现于讲堂周边，说明石经最初确实立于太学门外，供弟子与四方儒士临摹、核对经义——熹平石经的设立，从物质层面固化了“师法传承”的规矩，让“统一经义”不再是抽象的要求，而是可通过石碑文字直接参照的标准，彻底解决了“经义阐释分歧”的问题，为太学教学的“标准化”提供了保障。

此外，遗址还出土了“教杆”“戒尺”“书写工具”等教学用品：教杆为木质，长1.2米，杆身刻有“劝学”二字；戒尺为竹质，长30厘米，宽5厘米，表面有使用痕迹；书写工具包括毛笔（残杆）、墨块（残留墨迹）、砚台（陶质）。这些用品虽小，却生动还原了太学的教学场景——博士手持教杆在讲堂讲授经义，用戒尺惩戒不专心的弟子，弟子则用毛笔在竹简、木牍上记录笔记、练习书写，让“规模化教学”与“严格管理”的规矩变得具体可感。

六、制度转型的本质：从“私授传承”到“官方体系”的规矩重塑

从战国博士的“私授”，到秦代的“备顾问”，再到汉初的“专经授徒”，最终到汉武帝时期“制度完备的太学”，这一过程不仅是“教育机构的演变”，更是“教育规矩从‘松散自发’到‘体系化官方’”的根本性重塑，其本质是“政治需求与学术发展”相互适配的结果。

战国至秦代，博士制度的核心是“学术服务于政治咨询”，教育仅为“附带行为”，无固定规矩；汉初，博士制度逐步向“学术与教育结合”转型，但仍属“私人传承”，无官方体系；汉武帝时期，太学的建立标志着“教育成为朝廷的独立职能”——通过“设弟子员、定选拔标准、立考核规矩”，将“儒学传播”与“官吏培养”深度绑定，形成“教育→人才→治理”的闭环。汉武之后的规模扩张与制度完善，进一步强化了这一闭环：弟子规模从50人增至3000人，覆盖从京师到地方的人才；教学内容从“五经”细化到“十四家博士”，兼顾“正统传承”与“学术多样性”；考核从“一年一试”升级为“日常+综合”，更全面地评价人才；熹平石经的设立，从物质层面确保“经义统一”，避免学术混乱。

这一转型的意义，远超“教育机构的建立”：它让“儒学”从民间学术变为“官方正统”，通过太学弟子的入仕，将“儒家伦理”与“治国理念”传递到中央与地方的行政体系中，形成“思想统一→制度落地→社会治理”的链条；它建立了“官方办学”的基本规矩——固定的教学主体、生源、内容、考核、晋升，为后世的国子监、书院、科举制度提供了“制度范本”；它让“教育”成为“文明双螺旋”中“规矩传递”的核心桥梁——上层的政治制度通过太学教育传递给弟子，弟子入仕后再将这些规矩转化为地方实践，实现“上层制度与民间实践”的衔接。

偃师东汉太学遗址的“讲堂”“校舍”“石经”“弟子籍”，正是这一“规矩重塑”的物质见证——它们不再是孤立的文物，而是汉代太学“规模化、体系化、官方化”教育规矩的具象化表达，印证了“教育是规矩落地桥梁”的核心命题，也为理解中国古代“官学体系”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最直接的历史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