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常平仓的“制度精算”（1/1）

——从“平粜”到“全域调控”的国家智慧

唐代常平仓的运作，藏着一套“用制度算准粮价脉搏”的精密逻辑。武德七年（624年），太府寺在长安西市立“常平署”时，没人料到这个承接汉代旧制的机构，会在百年间演变成“能感知全国粮价波动”的调控中枢——贞观年间它能把关中粮价稳定在“斗米五十钱”上下，开元年间更能通过“跨州调粮”让江南灾年粮价不超“斗米八十钱”。这背后不是简单的“低买高卖”，而是将魏晋南北朝的“区域经验”淬炼成“全国算法”：用“均田制的土地账”算产能，用“驿道的文书网”算供需，用“法典的刚性条”算边界，最终让常平仓从“地方粮仓”变成“国家经济的平衡器”。

一、“算准产能”：均田制下的“粮食账本”

汉代常平仓常犯“算错家底”的错——宣帝时大司农耿寿昌在边郡设仓，却没算清“关中丰年与边郡歉年的时差”，导致“边仓粮满时关中已缺粮”。唐代要破这个局，先拿均田制的“土地账”当基础。《旧唐书·食货志》记“凡授田者，丁男百亩，岁收粟五十石（中等田亩产）”，这不是模糊的估算：敦煌文书p.3841《武周大足元年沙州均田簿》里，连“某户受田七十九亩（含沙质田二十亩），岁定产粟三十三石”都写得明明白白——沙质田亩产仅三斗，比沃土低一半，算产能时得单独折算。

常平仓的“收粮基数”就跟着这账本走。贞观十三年（639年）户部定“常平法”：“州县按授田数算‘常平仓定额’，每百亩授田储粮二石”。陕西富平出土的贞观“常平仓储粮账”木简，把对应关系列得细：“县授田一万二千亩，定储粮二百四十石；今岁丰年，增储四十石（按亩产超五十石的部分加储）”。这比汉代“不管授田多少，按户收粮”科学多了——富平某乡“授田三千亩，亩产六十二石（丰年）”，常平仓就按“超产十二石\/百亩”加收，最后收了七十二石，恰好是“定额六十石+增储十二石”。木简背面刻“‘沙苑监（养马场）授田五百亩，免储’”，更见精细：马场田种苜蓿喂马，不产粮，直接剔除出账本。

算“区域产能差”更显智慧。永徽二年（651年）唐高宗派“括田使”巡江南，带回的“产能图”让朝堂惊了：“苏州太湖沿岸田，亩产粟七十石；睦州山区田，亩产仅三十石”。户部当即调“常平仓储粮标准”：苏州每百亩授田储粮三石（丰年多收），睦州减至一石五斗（歉年需外调）。这招救过急——开元十四年（破局：开元年间全国设“驿馆一千六百三十九所”，文书“日行五百里”，比汉代快一倍。敦煌文书s.1344《开元二十一年西州（新疆）粮价牒》，是西州刺史发给户部的“旬报”：“七月上旬斗米四十五钱，中旬四十九钱，下旬五十二钱”——每十天报一次价，比汉代“每月一报”及时太多。

“粮价预警线”就跟着这情报动。《唐六典》定“粟价低于五十钱则收，高于八十钱则粜”，但这不是死数：西州牒后附“注”：“西州远，粮价基数高，六十钱以下收，九十钱以上粜”。新疆出土的开元“西州常平粜粮账”印证了这点：“七月下旬斗米五十二钱，收粮；八月上旬斗米八十七钱，未粜（未超九十钱）；中旬九十一钱，开仓粜十石”。有次驿使遇沙暴晚到两天，西州刺史没等文书，直接按“本地粮商囤粮”的迹象开仓，事后户部不仅没罚，还把“地方可临机调预警线”写进了《常平法》。

算“运输时差”更见功夫。天宝四载（、法典的“权力笼”，把常平仓打造成了“会思考的粮仓”——它不只是装粮的地方，更是国家用制度感知民生、平衡供需的神经末梢。这或许比“存了多少粮”更重要：真正的备荒，从来不是“堆粮”，而是“算准人心与土地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