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乡约与里甲、保甲的“三约联动”（2/2）

这种联动模式使得边境乡村的防御能力大幅提升，《明实录·穆宗实录》记载，隆庆四年（1570年），蒙古骑兵南下侵扰宣府，当地乡村通过保甲的烽燧预警快速集结数千壮丁，乡约动员乡民坚壁清野，里长调配粮草支援，最终成功击退敌军，保全了数十个村庄。

（二）南方地区：以里甲与乡约为核心的治理型联动

南方地区（尤其是江南、江浙一带）经济发达、宗族势力强大，社会矛盾多集中于赋役不均、宗族纠纷、土地兼并等方面，“三约联动”以里甲的赋役管理与乡约的道德教化为核心，保甲则承担辅助作用。

里甲与乡约联合制定“均赋役条约”，根据乡约记录的乡民道德表现（如是否孝悌、是否捐助公益）与实际家境（如田产多寡、人丁数量），调整徭役轻重——对“孝悌勤俭、乐善好施”者减免10%-20%的徭役，对“游手好闲、拖欠赋税”者加重徭役并纳入保甲重点监管；乡约则通过宗族祠堂宣讲“均贫富、安本分”的理念，引导富户如实申报田产，避免隐匿土地逃避赋税；保甲则主要负责维护集市治安、调解宗族斗殴、协助里长催收赋税。

从《苏州府志》记载的案例来看，万历年间苏州府通过这种联动模式，成功解决了“富户隐匿田产、贫民负担过重”的赋役不均问题：乡约通过民间舆论压力与宗族约束，促使富户如实申报隐匿的田产共计三万余亩；里长根据新的田产数据重新编排徭役，贫民的徭役负担减轻了三成；保甲则监督富户缴纳赋税，防止其抗税或转移财产。

（三）沿海地区：以保甲与乡约为核心的海防型联动

东南沿海地区（福建、浙江、广东）深受倭寇侵扰之害，“三约联动”以保甲的海防预警与乡约的民心凝聚为核心，里甲则负责后勤补给与户籍核查。

保甲组织建立“烽燧预警体系”，每村设望哨台，每保设烽火台，发现倭寇立即举烟，邻村保甲闻声驰援——福建漳州府甚至将保甲壮丁分为“了望队”“作战队”“运输队”，分工明确；乡约则通过教化强化乡民的抗倭决心，规定“通倭者族诛、助倭者乡弃”，将抗倭纳入乡规民约，同时组织乡绅捐赠钱粮、兵器支援抗倭；里甲则根据保甲与乡约的需求，调配粮食、衣物、药品等物资，统计阵亡者家属信息并申请官府抚恤，还负责甄别奸细（通过核对户籍、盘问口音）。

嘉靖年间，戚继光在福建抗倭时，便充分利用这种联动模式：保甲提供倭寇动向情报、引导军队设伏，乡约动员乡民组成乡勇配合军队作战（如充当向导、运送粮草），里甲负责粮草供应与伤员安置——最终取得了平海卫大捷、仙游大捷等重要胜利。《戚少保年谱耆编》记载，戚继光曾言：“沿海之防，非独官军之事，赖保甲之侦、乡约之聚、里甲之供，三者缺一不可。”

（四）西南地区：与土司协同的融合型联动

西南地区（云南、贵州、四川）少数民族聚居，实行土司制度，“三约联动”需与土司治理融合，形成“土司主导、三约辅助”的模式。

里甲制简化为“以村寨为单位”登记户籍，由土司头人与里长共同管理，重点统计耕牛、土地与贡品数量；保甲制与土司的“土兵”制度结合，保长由土司任命的寨老担任，负责维护村寨治安、配合土司土兵抵御外敌；乡约制则融合少数民族习俗，将儒家伦理与土司规约结合，如云南丽江纳西族地区的乡约规定“孝顺父母、尊敬土司、团结邻里”，同时保留纳西族的传统礼俗。

如万历年间云南丽江府，土司木增推行“三约联动”：里长协助土司统计各寨贡品，保长组织壮丁配合土司土兵防守边境，乡约则宣讲土司规约与儒家教化，最终实现了当地的长治久安，纳西族与汉族的冲突大幅减少。

四、“三约联动”的现代镜鉴：传统治理智慧的当代转化

明代“三约联动”的基层治理模式，本质上是“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居民自治”三者的有机结合，其核心智慧——“职能分工明确、主体协同联动、因地制宜调适”，对当代基层治理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当代基层治理的“三约”对应形态

当代基层治理中，“网格化管理”对应着明代的里甲制，承担着人口信息登记、民生事务办理、政策传达等基础管理职能；“治安联防队\/社区民警”对应着保甲制，负责社区安全巡逻、应急处置、矛盾化解等治安职能；“村规民约\/道德讲堂\/乡贤理事会”对应着乡约制，承担着道德教化、乡风文明建设、民间自治等职能。

当前基层治理的痛点在于三者联动不足：部分社区的网格化管理与治安联防队信息不通，导致流动人口管控漏洞（如网格员登记的租户信息未同步给治安联防队，引发盗窃案件）；道德讲堂的内容与居民实际需求脱节（如单纯宣讲理论，未结合社区实际问题），无法有效引导乡风文明；城乡结合部、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模式“一刀切”，未考虑地域特色。

（二）明代经验的当代转化路径

1. 推动人员协同，打破部门壁垒

借鉴明代“人员交叉任职”的经验，鼓励社区网格员兼任治安联防队联络员、道德讲堂志愿者，建立“一岗多责、信息互通”的机制。如某城市社区规定，网格员在入户走访时，既要登记人口信息，又要收集治安隐患线索，还要宣传社区的道德规范，收集的信息统一录入数字化平台，供治安联防队、道德讲堂共享。

2. 优化流程衔接，构建治理闭环

建立“问题发现—信息上报—协同处置—结果反馈”的闭环机制：网格员发现邻里纠纷，即刻上传至数字化平台，平台自动分派给道德讲堂调解员与治安联防队——调解员负责劝导调解，治安联防队负责维持秩序，调解结果由网格员反馈至平台并归档；若发现安全隐患（如消防通道堵塞），网格员上报后，治安联防队负责督促整改，社区工作人员负责核查验收。

如浙江杭州某社区通过这种闭环机制，将邻里纠纷的调解成功率提升至90%，消防隐患的整改率提升至95%。

3. 注重因地制宜，实现本土化适配

借鉴明代“地域差异化调适”的经验，根据不同地区的特点调整联动模式：

- 城市社区侧重“网格化管理+治安联防”联动，重点解决流动人口管控、消防安全、邻里纠纷等问题；

- 乡村地区强化“村规民约+网格化管理”联动，结合宗族势力、乡贤力量推进乡风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

- 少数民族地区将民族习俗融入村规民约，如云南西双版纳的傣族村寨，将“泼水节礼仪”“寨神祭祀规范”纳入村规民约，由网格化管理员与寨老共同执行；

- 边境地区侧重“治安联防+网格化管理”联动，结合边民互市、跨境流动人口特点，强化边境管控与民生服务。

（三）古今治理智慧的传承与创新

从明代的“三约联动”到当代的“多元共治”，基层治理的核心始终是“整合力量、服务民众”。明代乡绅阶层作为联动的核心纽带，在当代可转化为社区工作者、志愿者、乡贤、企业家等多元主体；明代的“信息互通、资源共享”机制，在当代可通过数字化平台（如智慧社区系统、网格化管理app）实现升级，打破时空限制；明代的“因地制宜”理念，在当代则体现为“分类指导、精准施策”，避免治理模式的“一刀切”。

例如，江苏苏州某乡村依托数字化平台，将“网格化管理（里甲）+治安联防队（保甲）+乡贤理事会（乡约）”整合：乡贤理事会提出修建乡村文化礼堂的建议，网格员统计村民意见与筹资情况，治安联防队负责施工安全，最终仅用半年便建成文化礼堂，成为村民议事、文化活动的阵地——这正是明代“三约联动”智慧在当代的创新实践。

结语

明代的“三约联动”模式，以里甲、保甲、乡约的职能互补与协同运作，构建了中国古代最为成熟的基层治理体系之一。它既体现了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整合，又保留了民间自治的活力，实现了“管”与“治”的平衡。这种治理智慧跨越时空，为当代基层治理的体系化、精细化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镜鉴，也印证了中国传统治理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与当代价值。在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今天，传承并创新“三约联动”的智慧，有助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让基层治理更具温度与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