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明代中后期乡约的官方化转向（2/2）

四、官方化乡约的困境与调适：权力失衡与治理内卷

明代乡约的官方化虽大幅提升了治理效率，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官方权力的过度介入导致乡约的民间性逐渐弱化，乡绅与官府的权力博弈日益加剧，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乡约异化”现象，陷入治理内卷的困境。

（一）权力失衡：从“官民协同”到“官府主导”

随着乡约被全面纳入行政体系，官府逐渐掌握了乡约的绝对主导权：约长的选拔从“乡绅公推、官府备案”变为“官府直接任命”，且多任命退休官吏或官府亲信；讲约内容从“道德教化+地方规约”变为“单纯宣讲圣谕十六条”，禁止加入地方特色内容；乡约的奖惩措施也需经官府批准，约正失去了自主裁决权。这种变化使得乡约逐渐失去民间自治的灵活性，沦为官府的“附庸”。

北直隶顺天府大兴县的乡约便是典型例证：该县约长由知县直接任命，且多为知县的亲信幕僚；讲约内容严格限定为《圣谕解义》（明代官方对“圣谕十六条”的权威解读），约正若擅自加入地方规约，便会被弹劾“违制乱法”；乡约调解的纠纷需逐字逐句上报官府审批，往往耗时数月，导致“小纠纷拖成大矛盾”。据《大兴县志》记载，当地乡民抱怨：“乡约者，官府之口舌耳，非吾民之规约也，听之无益，不如不赴。”久而久之，乡民参与讲约的积极性大幅下降，乡约逐渐流于形式。

（二）乡绅的投机化：从“治理者”到“权力掮客”

部分乡绅利用担任约长的机会，勾结官府谋取私利：虚报赋税数额，侵占乡约经费；偏袒本宗族势力，打压其他宗族；甚至将乡约壮丁变为私人武装，欺压百姓。这种现象在江南地区尤为突出，因当地乡绅势力强大，与官府的利益联结更为紧密。《明世宗实录》中明确记载：“江南乡绅借乡约渔利者，所在多有”，足见该现象的普遍性。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苏州府吴县爆发“乡约贪腐案”：约长徐琨（内阁首辅徐阶的族弟）利用职务之便，侵占乡约经费500余两（用于购置田产）；同时勾结知县虚报灾民数量，骗取朝廷赈济款300余两，全部私吞。案发后，徐琨被革职查办，当地乡约也因失去乡民信任而陷入瘫痪。据《吴县志》记载，此案导致“乡民不信乡约，讲约仪式无人参与，治安与教化功能皆废，盗贼复起，讼案激增”。更严重的是，此案引发连锁反应，江南多地乡绅效仿徐琨，利用乡约谋私，使得乡约的公信力大幅受损。

（三）治理内卷：形式化与实效性的背离

为应对朝廷的政绩考核，部分州县官将乡约变为“形式化工程”：只注重讲约仪式的排场（如搭建豪华约所、组织大量人员参与），不关心实际治理效果；约所建设追求“高大上”，却忽视规约的执行；甚至出现“雇人参加讲约”的现象——州县官花钱雇佣流民凑数，营造“乡民踊跃参与”的假象。这种形式化的乡约，不仅无法实现治理目标，反而加重了乡民的负担（需承担约所建设费用）。

湖广黄州府黄冈县知县为完成考核指标，强制要求乡民每月朔望必须参加讲约，缺席者罚款（每人每次罚铜钱五文）；讲约仪式耗时长达3小时，内容空洞乏味（反复诵读《圣谕解义》），乡民苦不堪言。据《黄冈县志》记载，当地流传民谣：“乡约乡约，形式多多，实效寥寥，百姓受累，官府邀功。”更讽刺的是，该县因乡约形式化突出，被朝廷评为“乡约推行先进县”，知县得到擢升，而当地的治理问题却愈发严重：盗贼横行，宗族械斗屡禁不止。

（四）制度调适：官方与民间的再平衡

面对乡约官方化带来的困境，明代中后期的统治者与士大夫进行了一系列调适，试图重建“官民协同”的平衡，让乡约回归治理本质。

1. 下放权力，恢复民间自主性：隆庆元年（1567年），朝廷下令“乡约约长由乡绅公推、官府批准，不得直接任命；各地可在《钦定乡约条例》基础上，补充地方规约，报官府备案即可”。这一规定恢复了乡绅在乡约中的主导权，让乡约重新贴合地方实际。例如，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乡绅公推的约长结合当地“水乡多船户”的特点，补充“船户互助规约”（如船只遇险互相救援、货物运输诚信约定），使得乡约重新发挥实效。

2. 强化监督，规范乡绅行为：设立“乡约监察员”，由乡民推选代表担任（每约区2-3名），负责监督约长的行为与乡约经费的使用；监察员可直接向州县官举报约长的违规行为，若州县官包庇，可越级上报。隆庆三年（1569年），常州府无锡县约长因贪污经费被监察员举报，知县试图包庇，监察员直接上报应天府，最终约长与知县均被查处，这一案例震慑了各地乡绅与官员，有效遏制了乡约贪腐现象。

3. 回归本质，剥离过度行政职能：万历元年（1573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时，专门针对乡约发布规定：“乡约应以道德教化、矛盾调解为核心，不得过度介入赋税征收、治安缉捕等行政事务；赋税由里甲负责，治安由保甲负责，乡约仅协助配合。”这一规定剥离了乡约的过度行政职能，让其回归“教化与自治”的本质。例如，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剥离乡约的赋税职能后，约长专注于道德教化与矛盾调解，仅用两年时间就使当地民风改善，讼案减少30%。

4. 差异化推进，避免“一刀切”：朝廷认识到不同地区的社会结构差异（如北方宗族势力薄弱，南方宗族势力强大），允许各地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乡约模式：如北方直隶定兴县，因宗族势力薄弱，乡约直接与保甲结合，约长兼任保甲总甲，重点负责治安联防；而福建漳州府，乡约则与宗族祠堂深度绑定，约长由各族族长轮值，侧重宗族内部教化与跨宗族矛盾调解。这种差异化推进方式，避免了制度僵化，提升了乡约的适配性。

这些调适措施取得了显着成效：江南地区的乡约重新恢复了民间活力，乡绅与官府的权力博弈趋于平衡；华南地区的乡约与宗族结合更为紧密，治理实效性显着提升；北方地区的乡约则成为治安与教化的重要载体。据《明实录·神宗实录》记载，万历中期，全国乡约的形式化现象减少40%，乡民的参与度提升50%，乡约重新成为基层治理的有效载体。

五、古今对照：明代乡约官方化的现代启示

明代乡约从“民间自治”到“官方化整合”再到“官民再平衡”的演变历程，为当代基层治理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适”提供了重要启示：如何在发挥国家主导作用的同时，保留民间自治的活力，实现“有效治理”与“基层活力”的双赢，是基层治理的核心命题。

（一）治理整合的边界：避免“过度行政化”

明代乡约的官方化实践表明，国家对基层治理的整合必须把握合理边界，过度介入会导致民间活力的丧失，陷入“治理内卷”。这一教训对当代基层治理具有重要警示意义：当代推行的“村规民约”制度，明确强调“群众制定、群众执行、群众监督”，避免行政权力过度干预。例如，浙江宁海县推行“村级小微权力清单”，明确划定乡镇政府的职责边界——仅为村规民约制定提供政策指导与备案，不得干涉村规民约的内容制定与执行过程；村规民约的修订需经村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参会人数需达村民代表的2\/3以上，同意人数需达参会代表的半数以上），确保其民间属性。这种模式与明代后期“下放乡约权力”的调适思路一致，既保证了国家意志的传达（村规民约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又保留了基层自治的灵活性。

（二）民间力量的吸纳：构建“共治联盟”

明代乡约与宗族制度的合流，本质上是国家对民间既有秩序的吸纳与整合，而非强行重构，这一经验对当代基层治理极具借鉴价值。当代基层治理应充分利用社区、社会组织、志愿者等民间力量，构建“政府+民间”的共治联盟，而非政府单打独斗。例如，上海浦东新区的“社区共治委员会”，由街道办牵头，吸纳社区居委会、物业公司、业主委员会、社会组织代表组成，共同商议社区事务（如老旧小区改造、垃圾分类推进、社区养老服务）。委员会的决策遵循“多数同意”原则，街道办仅负责协调资源与执行决策，不直接干预决策过程。这种模式与明代“官约统族约、族约辅官约”的治理格局相似，实现了国家权力与民间力量的良性互动，既保证了治理方向的正确性，又激发了民间的参与热情。

（三）治理功能的定位：回归“公共服务本质”

明代乡约的功能拓展虽在短期内提升了治理效率，但长期来看导致其偏离了“道德教化与公共服务”的本质，陷入治理困境。这一教训提示我们：当代基层治理组织应明确功能定位，避免承担过多行政职能，专注于公共服务与社会自治。例如，四川成都推行的“社区营造”项目，将社区居委会的职能严格限定为“公共服务提供（如养老、托育）、矛盾调解、文化建设”，剥离了原本承担的税收协管、治安巡逻等行政职能；这些行政职能由街道办下属的政务服务中心、派出所承担，社区居委会负责配合与反馈居民需求。这种分工模式与明代张居正“剥离乡约行政职能”的调适思路一致，让基层自治组织回归本质，提升了治理的精准性与实效性——成都的社区矛盾调解成功率从原来的70%提升至90%，居民满意度大幅提高。

（四）制度弹性的保持：允许“本土化创新”

明代《钦定乡约条例》虽实现了全国统一，但朝廷后期允许各地补充地方规约，保持了制度的弹性，这一经验对当代基层治理至关重要。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应留出空间，允许各地结合实际进行本土化创新，避免“一刀切”。例如，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村规民约，融入了苗族的“榔规”、侗族的“款约”等传统规约，内容涵盖生态保护（如“禁止乱砍滥伐苗寨周边山林”）、民族团结（如“苗侗两族通婚者，村集体给予奖励”）、传统节庆传承（如“每年三月三举办芦笙节，全体村民参与”）；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的村规民约，则结合白族的“本主信仰”，将“保护本主庙、传承扎染技艺”纳入规约。这些本土化创新，让村规民约更贴合当地实际，得到了群众的广泛认同，治理效果事半功倍——黔东南州的村寨矛盾发生率下降50%，大理州的传统技艺传承率提升60%。这与明代乡约“统一文本+地方补充”的模式异曲同工，证明了制度弹性对于基层治理的重要性。

六、结语：明代乡约“官民协同”的历史镜鉴

明代乡约的“官民协同”转型，是中国传统基层治理智慧的集中体现：从王阳明南赣乡约的“心学驱动、民间主导”，到嘉靖新政的“官方整合、制度推广”，再到万历年间的“权力调适、回归本质”，明代乡约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中，探索出了一条“多元共治”的道路，其经验与教训为当代基层治理提供了深刻镜鉴。

这一转型的核心启示在于：基层治理的关键是“平衡”——平衡国家权力与民间活力，避免国家过度干预扼杀民间自主性，也避免民间自治陷入无序状态；平衡统一制度与地方特色，既保证国家治理的整体性，又兼顾地方实际的差异性；平衡治理效率与治理公平，既追求治理目标的快速实现，又确保治理过程的公平公正，让群众真正受益。明代乡约的成功之处，在于它始终未脱离“民本”核心：无论是民间主导还是官方整合，最终目的都是“安百姓、固邦本”；其困境则在于权力失衡与功能错位，而调适的过程，正是向“民本”核心的回归。

当代基层治理正处于“共建共治共享”的转型阶段，明代乡约的经验与教训尤为珍贵：唯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充分尊重基层的首创精神，平衡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才能构建起既有序又有活力的基层治理体系。从明代的乡约到今天的村规民约，治理的形式在变，但“官民协同、共治共享”的核心不变，这正是传统治理智慧对当代的深刻启示，也是基层治理永葆活力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