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现代关联——城乡二元土地制度与产权分层保护的古今对话（2/2）

- 对于“盗耕人田”这类过失或轻微侵权行为，处罚相对较轻，“一亩笞三十，五亩加一等，过杖一百，递加一等，罪止徒一年半”，主要以笞杖刑惩戒，同时要求侵权人返还土地收益；

- 对于“在官侵夺私田”的公职人员侵权，处罚重于普通民众，体现了“官不欺民”的礼法原则，如《唐律疏议·户婚律》规定，官员侵夺私田的，“一亩以下杖六十，三亩加一等，过杖一百，五亩加一等，罪止徒二年”，通过加重处罚防范权力滥用。

- 救济目标：恢复权利原状与维护制度秩序并重。唐代土地权利救济的核心目标，不仅是保护单个产权人的合法权益，更在于维护均田制的制度秩序。例如，在“私卖口分田”案件中，判决“地还本主”是为了恢复口分田的“公共资源属性”，防止均田制被破坏；在“越界耕田”案件中，要求侵权人返还土地并赔偿损失，是为了维护“以籍定界”的登记秩序。这种“个体救济与制度维护相结合”的思路，使权利救济成为巩固制度的重要手段，体现了“礼法合一”中“维护社会秩序”的核心价值。

（二）现代土地权利救济的核心逻辑：权属先确权，责任多元化

现代中国的土地权利救济体系以《民法典》物权编、《土地管理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等为基础，形成了“行政救济与司法救济并行、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并重”的多元化救济模式，其核心逻辑与唐代一脉相承，同时更具系统性与精细化：

- 核心前提：以不动产权登记为权属认定的法定依据。现代土地确权实行“登记生效主义”，《民法典》第二百零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自然资源部门颁发的《不动产权证书》是土地权利的法定凭证，也是纠纷处理的核心证据。在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纠纷中，若双方对权属存在争议，法院首要审查的就是《不动产权证书》的登记内容；在土地侵权纠纷中，权利人需提供登记凭证证明自己的合法权利，这与唐代“以田契、公验为据”的裁判原则完全同源，均体现了“权属清晰是救济前提”的治理逻辑。

- 责任体系：多元化责任与过错程度精准匹配。现代土地权利救济的责任形式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分别对应不同程度的侵权行为，与唐代“梯度化惩戒”的逻辑一致：

- 民事责任：针对平等主体之间的土地侵权行为（如相邻关系纠纷、土地承包经营权侵权等），责任形式包括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返还财产、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等，与唐代“返还土地、赔偿损失”的民事救济方式一脉相承。例如，在耕地经营权侵权案件中，侵权人需停止耕种行为，返还耕地给承包权人，并赔偿因侵权造成的农作物损失；

- 行政责任：针对行政机关或公职人员的违法行政行为（如违法批准征地、违法颁发不动产权证书等），责任形式包括撤销违法行政行为、责令履行法定职责、行政赔偿等。例如，若自然资源部门违法批准将耕地转为建设用地，权利人可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撤销该批准行为，并要求赔偿损失，这与唐代“加重官员侵权处罚”的逻辑一致，均是为了防范权力滥用；

- 刑事责任：针对严重侵犯土地权利、破坏土地管理制度的行为（如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等），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例如，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八条规定，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种刑事责任追究，与唐代“私卖口分田”的刑罚惩戒异曲同工，均是通过最严厉的处罚防范严重侵权行为。

- 救济渠道：行政救济与司法救济的协同互补。现代土地权利救济提供了多元化的渠道，权利人可根据侵权行为的性质选择不同的救济方式：

- 对于土地权属争议，可先向自然资源部门申请行政确权，对确权结果不服的，可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 对于平等主体之间的侵权纠纷，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 对于行政机关的违法行政行为，可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若造成损失，可依法申请国家赔偿。这种多元化的救济渠道，既保障了权利人的救济权利，又提高了救济效率，与唐代“仅靠官府裁判”的单一救济模式相比更为完善，但核心逻辑仍是“通过权威机构的裁决保障权利实现”。

（三）权利救济的古今传承：核心原则与价值目标的一致性

无论是唐代的土地权利救济，还是现代的产权纠纷解决，其核心原则与价值目标始终保持一致，体现了中国土地治理智慧的传承性：

- 核心原则：权属清晰是前提，责任匹配是关键。古今均将“权属清晰”作为权利救济的首要前提，通过登记凭证等法定依据明确权利归属，避免“权属模糊导致救济无据”；同时，均遵循“责任与过错程度匹配”的原则，对故意侵权、严重侵权行为加重处罚，对过失侵权、轻微侵权行为从轻处理，确保救济的公正性。

- 价值目标：个体权益保护与公共利益维护相统一。古今权利救济均不局限于保护单个产权人的权益，而是兼顾公共利益与制度秩序的维护。唐代救济土地纠纷是为了巩固均田制、维护“耕者有其田”的社会公平；现代解决土地纠纷是为了保护耕地资源、维护土地公有制、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二者均实现了“个体权益”与“公共利益”的统一。

- 制度功能：救济是产权制度的“保障机制”。古今均将权利救济视为产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有效的救济手段，使产权人的合法权利得到切实保障，使侵权行为得到有效遏制，从而增强产权制度的公信力与权威性。唐代通过“严罚侵权”保障了永业田、口分田制度的实施；现代通过“多元化救济”保障了土地公有制与产权人的合法权益，二者均体现了“救济为产权保驾护航”的制度功能。

四、现代启示：唐代产权分层设计对当代土地制度完善的镜鉴

唐代永业田与口分田的产权分层设计，是“礼法合一”思想在土地治理中的成功实践，其“功能定位清晰、权利边界明确、流转管控适度、救济锚定权属”的治理智慧，跨越千年仍具现实意义。当前，中国城乡二元土地制度正处于改革深化阶段，面临着宅基地流转、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耕地保护等诸多现实挑战，唐代的制度设计与实践经验，为当代土地制度完善提供了重要的历史镜鉴。

（一）明确功能定位：构建“功能—权利”精准匹配的产权体系

唐代土地产权分层的核心经验，是“功能决定权利”的精准匹配，这一经验对当代土地制度改革具有直接借鉴意义。当前，部分土地类型存在“功能定位模糊、权利边界不清”的问题，导致制度执行中出现混乱，例如，农村宅基地的“居住保障”与“资产增值”功能边界模糊，引发流转乱象；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集体所有”与“市场化配置”平衡难度较大，影响资源利用效率。对此，可借鉴唐代经验：

- 精准界定各类土地的核心功能：明确宅基地的核心功能是“居住保障”，辅助功能是“资产增值”，流转规则设计需优先保障居住保障功能，再适度释放资产价值；明确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核心功能是“集体资产增值与农民收益保障”，市场化流转需以不损害集体利益与农民权益为前提；明确耕地的核心功能是“粮食安全保障”，任何制度设计都不得突破耕地保护红线。

- 基于功能定位细化权利边界：根据不同土地的功能定位，进一步细化权利内容与限制。例如，宅基地使用权可在“保障居住权”的前提下，允许跨集体经济组织流转，但需限制流转次数与用途（不得用于商业开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后，可赋予权利人完整的经营权，但需明确集体所有权的行使方式与收益分配规则；耕地承包经营权可允许适度流转，但需严格限制流转后的农业用途，禁止转为建设用地或非粮作物种植。

（二）优化流转规则：实现“自由流转”与“风险防控”的动态平衡

唐代“禁止为原则、允许为例外”的流转规则，以及“程序合规保障权利合法”的治理思路，对当代土地流转制度优化具有重要启示。当前，土地流转制度存在“部分领域限制过严、部分领域管控不足”的问题，例如，宅基地跨集体流转仍受严格限制，导致闲置资源难以盘活；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程序规则不够完善，存在收益分配不均的风险。对此，可从三方面优化：

- 实行“分类流转、梯度放开”：借鉴唐代永业田与口分田的差异化流转模式，根据土地功能定位设定不同的流转权限。对于耕地，坚持“刚性保护下的适度流转”，仅允许经营权在农业用途范围内流转；对于宅基地，实行“有限开放的渐进式改革”，在试点基础上逐步扩大流转范围，同时严格设定流转条件（如农民自愿、有稳定住所）；对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实行“市场化流转与严格监管并重”，完善入市程序与收益分配机制，确保流转有序进行。

- 强化“程序合规”的制度保障：借鉴唐代“官府批准、备案登记”的经验，完善土地流转的程序规则。例如，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需严格履行“民主决策、地价评估、合同备案”等程序，确保流转过程公开透明；宅基地跨集体流转需经集体同意、政府审核备案，签订规范的流转合同，明确双方权利义务；耕地经营权流转需向发包方备案，建立流转台账，防范“私下流转、用途改变”的风险。

- 建立“动态调整”的适应机制：借鉴唐代流转规则“适配社会变迁”的经验，根据社会发展需求动态调整流转政策。例如，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可进一步放宽宅基地有偿退出的条件，鼓励进城落户农民自愿退出宅基地；随着农业现代化发展，可适度扩大耕地经营权流转的规模，支持农业规模化经营；当出现流转失控、风险加剧等问题时，及时收紧管控措施，确保流转规则与制度目标始终一致。

（三）完善救济体系：强化“权属清晰”与“责任刚性”的保障力度

唐代“以凭证定权属、以过错定责任”的权利救济逻辑，对当代土地权利救济体系完善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当前，土地权利救济存在“权属争议解决效率低、侵权责任追究力度不足”等问题，例如，农村宅基地权属争议因历史遗留问题多、证据不足，导致纠纷久拖不决；耕地“非农化”“非粮化”的侵权行为惩戒力度不够，难以形成有效震慑。对此，可从两方面完善：

- 强化“权属确权”的基础性作用：借鉴唐代“登记备案”的经验，加快推进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彻底解决历史遗留的权属模糊问题，为权利救济提供明确依据。对于权属争议，建立“行政确权+司法裁判”的快速解决机制，简化程序、提高效率，避免纠纷长期积压；同时，完善不动产权登记信息管理系统，实现登记信息公开可查，方便权利人查询与举证。

- 加大“侵权责任”的追究力度：借鉴唐代“梯度化惩戒”的经验，完善土地侵权责任体系，实现“责任与过错程度、危害后果匹配”。对于轻微侵权行为，重点追究民事责任，要求停止侵害、赔偿损失；对于严重侵权行为（如非法转让耕地、破坏耕地质量等），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提高侵权成本；对于行政机关或公职人员的违法行政行为，严格追究行政责任，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防范权力滥用导致的产权损害。

（四）坚守“礼法合一”的当代价值：平衡“公共利益”与“私人权益”

唐代“礼法合一”的核心价值，是通过“礼”界定公共利益与社会秩序，通过“法”保障私人权益与制度执行，实现“公共利益”与“私人权益”的平衡。这一价值理念对当代土地制度改革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 以“公共利益”为制度根基：当代土地制度改革需坚守“公共利益优先”的原则，将粮食安全、生态保护、社会公平等公共利益目标融入制度设计。例如，耕地保护制度需始终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核心，宅基地制度需以“保障农民基本居住权”为前提，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需以“维护集体与农民共同利益”为目标，避免过度追求私人权益而损害公共利益。

- 以“私人权益”为制度保障：在坚守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充分保障产权人的合法权益，赋予其平等的权利与救济途径。例如，保障农民对宅基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合法使用权与收益权，完善收益分配机制，确保农民共享土地增值收益；保障土地经营权人的自主经营权，禁止非法干预与侵权行为，使产权人能够安心经营、放心流转。

- 以“法治”为制度保障：借鉴唐代“以法定边界”的经验，将土地制度改革的成果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完善《土地管理法》《民法典》物权编等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各类土地的权利边界、流转规则与救济途径，实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确保制度的刚性执行。

唐代永业田与口分田的产权分层设计，是中国传统土地治理智慧的结晶，其“功能决定权利、流转适配管控、救济锚定权属”的底层逻辑，与当代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命题高度契合。在城乡二元土地制度改革不断深化的今天，借鉴唐代的制度经验与治理智慧，既能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历史镜鉴，又能传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优秀基因，实现“历史智慧”与“现代法治”的有机融合，推动当代土地制度向“功能清晰、权利明确、流转有序、救济有效”的方向完善，为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