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泛胜之书》与“区田法”（1/2）

——技术层面的备荒革新

汉代备荒体系的成熟，不仅体现在制度设计的精密（如军事屯田的粮食储备），更在于农业技术对“抗灾能力”的主动提升。西汉农学家泛胜之所着《泛胜之书》（中国现存最早的农书之一）记载的“区田法”，堪称古代农业的“抗旱种植技术规范”。这种诞生于西北干旱地区的耕作技术，通过重构“土地利用—资源投放—风险规避”的逻辑，将备荒从“灾后救济”推向“灾前预防”，成为秦旱“备荒基因”灾技术层面的典型代表。

一、从“靠天吃饭”到“主动抗灾”：区田法的技术突破

汉代西北边境（如关中、河西走廊）是灾荒高发区。《汉书·五行志》记载，仅汉武帝至汉平帝的100余年间，关中就发生16次大旱，“赤地千里，民多饥乏”；河西走廊更是“十年九旱”，敦煌汉简中“春旱，禾苗枯死过半”的记录比比皆是。传统耕作方式“漫田撒种、广种薄收”，在灾年几乎颗粒无收——农民将种子随意撒在大片土地上，浇水时漫灌遍野，肥料也均匀撒播，看似“充分利用土地”，实则在干旱时水分快速蒸发、贫瘠地肥力不足，最终往往“种十收一”。

泛胜之创立的“区田法”，正是针对这一痛点的技术革新。其核心逻辑是“缩小区块、集中资源”：将大田划分为无数个独立的“区”（小块），每区仅数平方寸，却集中投放肥料、水分和种子，使有限资源精准作用于作物根系。用泛胜之的话说：“区田不耕旁地，庶尽地力”——不浪费人力物力在贫瘠的“旁地”，而是让每一寸土地都发挥最大效益。

这种思路彻底打破了“必须良田才能高产”的传统认知。正如《泛胜之书》强调：“区田以粪气为美，非必须良田也。诸山陵、近邑高危倾阪及丘城上，皆可为区田。”即便是山地、陡坡、城墙边的贫瘠土地，只要按区田法操作，仍能获得收成。在陕西咸阳汉代遗址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处建在夯土城墙上的区田遗迹：城墙坡度近40度，却被划分成整齐的方形区块，区块内还残留着炭化的粟粒和腐熟的粪土痕迹，印证了“丘城上可为区田”的记载。

这种技术突破的抗灾价值显而易见：

- 抗旱性：传统漫灌需大量水，而区田“每区浇水仅一升”（汉代一升约合现代200毫升），水分集中在作物根部，蒸发量减少60%以上。敦煌汉简记载，实行区田法的农户“一井之水（约300升）可灌十亩”，而传统耕作“灌一亩需水五井”，在旱灾时可节省大量水源；

- 抗贫瘠：通过集中施肥（“每粪一升”），弥补土壤肥力不足。西安汉墓出土的农书竹简中提到，“恶田（贫瘠地）用区田，施粪三倍于常田，收可敌良田”，使“恶田”变“善田”；

- 抗局部灾害：各区独立耕作，若部分区域受灾（如冰雹砸坏一块、蝗虫啃食一片），其他区域仍能存活。居延汉简记录了一次局部雹灾：未行区田的地块“粟尽毁”，而区田地块“损十之三，余七区收谷如常”，避免了“一灾全荒”的绝境。

二、区田法的“技术规矩”：量化标准背后的抗灾逻辑

《泛胜之书》对区田法的记载并非模糊的经验描述，而是一套精确到“寸、升、粒”的操作规范。这种“量化思维”本身就是备荒智慧的体现——只有标准化才能保证技术在灾年的稳定效果，让农民在慌乱中仍能按规矩操作，最大限度减少损失。

（1）区块划分的“空间规矩”

“以亩为率，令一亩之地，长十八丈，广四丈八尺。当横分十八丈作十五町，町间广一尺五寸，町长四丈八尺。尺五寸谓间，四丈八尺谓町。町尽，谓从行。”

这段记载明确了区块的“标准化尺寸”（汉代一尺约合23厘米）：

- 1亩地（汉代1亩约合现代0.69亩）被分为15个“町”（行），每町长4丈8尺（约11.5米），町间距1尺5寸（约0.36米），形成整齐的耕作单元；

- 每个町内再划分“区”：上农夫（高产田）的区“方深各六寸”（约14厘米见方、深14厘米），区间距9寸（约21厘米）；中农夫的区“方七寸，深六寸”，间距2尺；下农夫的区“方九寸，深六寸”，间距3尺。

这种划分的精妙之处在于“密度适配”：土地越肥沃（上农夫），区间距越近（9寸），可种3700区\/亩，充分利用地力；土地越贫瘠（下农夫），区间距越远（3尺），减少竞争，保证单区产量。灾年时，可根据实际灾情调整：若遇旱灾，改种“下农夫区”，加大间距减少水分消耗；若土壤尚可，则用“上农夫区”提高总产。甘肃居延遗址出土的“区田规划木简”上，甚至刻有精确的刻度和区数标记，可见这种空间规矩已深入实践。

（2）种植参数的“精准规矩”

“上农夫区，方深各六寸，间相去九寸。一亩三千七百区，区种粟二十粒，美粪一升，合土和之。亩用种二升，秋收区别三升粟，亩收百斛。”

这里的“二十粒种子”“一升粪”“二升种\/亩”，都是经过反复试验的抗灾参数：

- 种子数量：每区20粒粟，出苗后间苗留5-6株，既保证存活率，又避免过密争水争肥。《泛胜之书》特别注明：“灾年缺种，可减至十五粒，留苗四株，收虽减，不致绝产”——这是对灾年资源短缺的弹性应对；

- 施肥量：一升粪（约现代0.2升）刚好满足作物全生长期需求。汉代农谚“粪多则苗焦，粪少则苗瘦”，正是对精准施肥的总结。在肥料短缺的灾年，区田法“集中施粪”比传统“分散撒粪”更高效，考古发现的区田土样中，粪土浓度是周边土壤的8-10倍；

- 产量预期：“区收三升，亩收百斛”（汉代1斛=10斗，百斛约合现代2800斤）虽有夸张，但“小面积高产”的逻辑成立。据延汉简记载，正常年景区田“亩收粟三十斛”，是传统耕作的3倍；灾年“亩收十斛”，仍能满足一户人家3个月的口粮，而传统耕作“亩收不足三斛”，往往导致饥荒。

（3）耕作时机的“节气规矩”

区田法对耕作时间的要求同样严苛：“春，地气通，可耕坚硬强地黑垆土，辄平摩其块以生草，草生复耕之，天有小雨复耕和之，勿令有块，以待时。”

这段话包含两层抗灾考量：

- 保墒时机：早春“地气通”时耕地，利用土壤解冻后的湿度；“天有小雨”后复耕，将雨水封存在土壤中（即“趁墒耕作”），避免干旱时水分流失。汉代《四民月令》记载，关中农民“正月雨后，必耕区田”，就是遵循这一规矩；

- 除草节奏：“草生复耕”不仅是除草，更是通过翻土打破板结，增强土壤吸水性。杂草争夺水分，灾年除草不及时，作物成活率会下降50%以上。区田法“町间留空”便于除草，比传统“满田耕作”更易管理，敦煌汉简中“区田除草，一日可毕十亩”的记录，印证了其效率。

三、作物搭配与轮作：生物多样性的抗灾智慧与民间实践

《泛胜之书》的备荒智慧，还体现在“作物搭配”的技术体系中。区田法并非单一作物的种植技术，而是与“轮作”“间作”结合，通过生物多样性降低“单一作物受灾”的风险。这一思路在民间实践中更形成了代代相传的耕作经验，成为灾年生存的“隐形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