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案例佐证（2/2）

县廷审理此案时，首先依据《置后律》“军功爵继承，嫡长子优先，爵级降一级为簪袅，受田按新爵级调整；庶子无继承权，但若父有遗命可分得部分私产”的条款，确认寅的继承资格：寅作为嫡长子，可继承丑的军功爵，但需降一级为簪袅，对应受田3顷、宅3处；卯作为庶子，无爵级继承权，丑的田宅中属于“军功授田”的部分不可均分，但丑的私产（如农具、牲畜）可按遗命分得一部分。

随后，县廷核验丑的“田籍”与“遗命文书”，发现丑生前未立遗命，但留有“由寅赡养母亲，卯成年后由寅给予少量土地耕作”的口头嘱托（由里典与邻人作证）。据此，县廷作出最终判决：1. 确认寅为簪袅爵，继承军功授田3顷、宅3处，原丑的4顷授田中剩余1顷收归县廷公田，按军功授田制度重新划拨给其他军功爵者；2. 寅需在卯成年（20岁）后，从自家私田中划拨0.2顷给卯耕作，不得反悔；3. 丑的私产（农具5件、牲畜2头）由寅、卯均分，母亲的赡养由寅负责，卯需每月提供粟1石作为赡养费。

判决作出后，县廷同步更新了寅的“爵籍”与“田籍”，注明“继承自父丑，爵级簪袅，受田3顷”，并由里典监督田界划分与私产分割，确保执行到位。

另一桩类似案例见于里耶秦简编号8-689的简牍，记录了秦王政二十一年（公元前226年）迁陵县“无嫡长子军功继承案”。当事人为已故公士（一级爵）辰的弟弟巳，辰无妻无子，战死沙场后，巳主张继承其公士爵与1顷授田，而辰的远房侄子午也提出继承诉求，双方诉至县廷。

县廷依据《军爵律》“军功爵者无嫡长子，由兄弟顺位继承，无兄弟则由侄子继承，继承爵级均降一级”的条款，先核查辰的亲属关系：通过户籍档案确认巳为辰的亲弟弟，午为辰的堂侄子，按顺位巳优先继承爵级与授田。随后，县廷核验辰的“军功爵证”与“田籍”，确认辰的公士爵真实有效，受田1顷已登记入籍，无抵押、侵占等权属瑕疵。

针对继承后的爵级与田亩调整，县廷依据律法作出判定：巳继承辰的军功爵后，需降一级为“无爵”，但鉴于辰为“战死沙场”的军功者，律法规定“战死爵者继承可免降一级”，因此特殊核准巳继承公士爵，受田1顷全额保留；午作为远房侄子，因顺位在巳之后，无爵级与授田继承权，但考虑到午曾照料辰的父母直至去世，县廷参照“恤亲”原则，责令巳从每年的田亩收成中拿出粟2石赠予午，作为对其照料长辈的补偿。

同时，县廷要求巳在判决生效后10日内，持“继承判决书”到主爵吏处更新爵籍，注明“继承战死兄辰的公士爵”，并到田官处确认田籍权属，由里典重新立界标并签字见证。为防止后续争议，县廷还将判决内容抄录三份，分别存入县廷档案、爵籍档案与田籍档案，形成“三档备案”的追溯依据。

此外，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中还记载了一桩“军功爵者遗孀继承争议案”，进一步明确了军功传承中的性别权益边界。案例为：“公士戊战死，无子嗣，其妻子己主张继承授田，戊的兄长庚反对，称‘女子不得继承军功田’，如何论处？答曰：按《置后律》，军功爵者无子嗣，妻子可继承授田至改嫁或去世，改嫁后田亩收归公田；兄长无优先继承权。故己可继承戊的授田1顷，若改嫁则需交还县廷。”这一案例补充了女性在军功传承中的有限继承权——虽不能继承爵级，但可在特定条件下（未改嫁、未去世）保留授田使用权，既体现了秦国律法对军功者家属的体恤，又通过“改嫁交还”的条款确保军功田最终回归授田体系，避免土地流失。

这类传承纠纷案例的核心裁判逻辑可归纳为三点：一是“顺位法定”，严格按照“嫡长子—庶子—兄弟—侄子”的继承顺位认定资格，无例外情形；二是“爵田联动调整”，继承爵级降一级（战死等特殊情况除外），授田按新爵级对应调整，超额部分收归公田；三是“情理兼顾”，在法定框架内，对照料长辈、无生活来源的亲属给予适当补偿，体现律法的刚性与柔性平衡。这种裁判逻辑既保障了军功权益传承的有序性，又通过“特殊情形例外”“情理补偿”等细节，避免了律法的僵化执行，维护了家族与基层社会的稳定。

五、军功授田剥夺案：违法失爵与田亩收回的司法适用

秦国军功授田的“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在司法实践中还体现为“违法失爵即收回授田”的惩戒机制。《军爵律》明确规定，军功爵者若犯“谋反、降敌、盗窃、诬告陷害”等重罪，或“逃避兵役、不履行赋役”等轻罪，将被剥夺爵级，对应的授田全部收回县廷，重新划拨给其他军功者。这类“军功授田剥夺案”的审理，核心在于“罪名认定”与“爵田同步注销”，彰显了军功权益的“附条件性”——权利的享有以遵守律法、履行义务为前提。

里耶秦简编号9-1376的简牍，记录了秦王政二十四年（公元前223年）某县“上造辛因诬告他人被剥夺爵级与授田”的案件。当事人辛为上造爵，受田2顷，因与邻居壬因田界纠纷结怨，捏造“壬通敌”的罪名向县廷举报。县廷经调查核实，确认辛为诬告，依据《诬告律》“诬告他人者，以所诬告罪名论处”，辛诬告“通敌”属重罪，被判“夺爵为士五（伍），没收军功授田2顷，罚戍边三年”。

案件审理流程中，司法机关采取“罪名认定—爵田注销—执行监督”的闭环操作：第一步，县廷派狱吏核查辛的诬告证据，传召证人确认“壬无通敌行为”，锁定诬告事实；第二步，主爵吏依据判决注销辛的上造爵籍，田官同步注销其2顷授田的田籍，注明“因诬告夺爵，田亩收归公田”；第三步，由乡官与里典共同监督辛的田亩交接，将2顷土地收回后，登记入“公田簿”，等待下次军功授田划拨；第四步，县廷将辛的罪名、夺爵原因及田亩处理结果公示于“乡市”（基层集市的公告栏），以儆效尤。

另一桩“逃避赋役失爵夺田案”见于张家山汉简《奏谳书》的秦代判例。当事人为簪袅（三级爵）癸，受田3顷，连续两年未按规定缴纳“刍稿税”（田赋的一种，缴纳草料与谷物），田官多次催缴无果，上报县廷。县廷审理后，依据《田律》“军功爵者不缴赋役，降爵一级；再犯者夺爵，收回授田”的条款，因癸属“再犯”，判决“夺爵为上造，收回授田1顷（对应降爵后的差额），补缴两年刍稿税及罚金粟5石”。若癸后续仍不履行赋役，将被彻底夺爵，剩余2顷授田全部收回。

这类剥夺案的审理体现了秦国军功授田制度的“义务绑定”本质：军功爵者不仅享有受田权益，还需承担兵役、赋役等法定义务，一旦违法违约，权益便会被逐级剥夺。司法机关通过“罪名核实—爵田同步注销—公示警示”的流程，确保惩戒执行到位，既维护了律法权威，又通过“降爵收回”而非“全额剥夺”的梯度处罚（初犯降爵、再犯夺爵），给予军功者改正机会，避免惩戒过度打击士兵积极性。

六、司法保障的制度支撑：从证据体系到监督机制

上述五类案例并非孤立存在，其背后是秦国为保障军功授田制度落地而构建的完整司法支撑体系，这一体系涵盖证据规则、审理层级、监督机制三个核心维度，确保每一起纠纷的裁判都“有证可依、有级可查、有督可纠”。

在证据规则方面，形成了“档案为主、辅助佐证”的多元化证据链。核心证据为“三档三证”：“三档”即军功簿（记录军功事实）、爵籍（记录爵级变动）、田籍（记录土地权属），均由官方统一制作、分级存储（郡级存军功簿，县级存爵籍与田籍），具有最高证据效力；“三证”即证人证言（战友、里典、邻人等知情者证词）、实物证据（田界石、丈量工具、爵证）、勘验记录（实地丈量、现场核查的书面记录），作为档案证据的补充，确保事实认定无偏差。如受田资格争议案中，以军功簿为核心，户籍与证人证言为辅助；田亩数量争议案中，以实地丈量记录为核心，田籍档案为辅助，形成相互印证的证据闭环。

在审理层级方面，实行“县廷初审—郡廷复审—中央裁决”的三级审理制，确保裁判公正。普通纠纷（如田界争议、质量争议）由县廷直接审理；涉及官吏渎职、重大权益（如爵级认定、大量田亩争议）的案件，可上诉至郡廷复审；疑难案件或涉及律法解释的案件，由郡廷上报中央“廷尉”（最高司法官员）裁决。如簪袅戊诉县廷授田不足案，因涉及县廷违规操作，直接由郡廷审理；而上造辛被小吏侵夺田亩案，因辛通过“上计”渠道举报，郡廷直接介入调查，避免基层司法舞弊。这种层级制既保证了基层纠纷的快速处理，又通过上级复审、中央裁决纠正基层错误，形成纵向监督。

在监督机制方面，建立了“官吏问责—档案核查—公示反馈”的全流程监督。对在军功授田环节失职、渎职的官吏（如核验疏漏、违规划拨、侵夺田亩），一律予以处罚，从“赀一盾”“赀二甲”到罢官流放，处罚力度与失职程度挂钩；对所有军功授田的档案（军功、爵籍、田籍），实行“每年一核查、三年一总审”，由郡级监御史牵头，核对档案与实际情况是否一致，发现问题立即整改；对判决结果、爵级变动、田亩划拨等信息，通过乡市公告栏、里典传达等方式公示，确保民众知情权，鼓励相互监督。如县廷田官因以恶田充优田被处罚后，郡廷责令其复核近3年案例，便是档案核查监督的具体体现。

结语：司法实践对军功授田制度的刚性托底

从受田资格认定到传承分割，从权益救济到违规剥夺，秦国司法机关通过一系列具体案例的裁判，将《军爵律》等律法中的抽象条款转化为可操作的实践规则，形成了“证据优先、层级审理、权责对等、监督闭环”的司法保障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刚性的司法裁判与惩戒，确保军功授田制度“不打折扣”地执行——士兵凭军功获爵受田，权益受侵害时能得到有效救济，违规时则被剥夺权益，从而形成“军功激励—司法保障—耕战高效”的制度闭环。

正是这种司法层面的刚性托底，使得军功授田制度从单纯的“激励政策”升华为稳定的“治理制度”，既激发了秦国士兵的作战热情（“闻战则喜”），又通过土地与爵级的绑定，将民众牢牢固定在耕战体系中，为秦国的兼并战争与统一大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支撑。从司法史角度看，这些案例也展现了中国古代早期“依法治权”（军功爵权）、“权责对等”的法治思想，其“档案核验”“层级审理”“监督问责”等司法技术，对后世土地制度与司法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中国传统治理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