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商君书》中的“土法立法”（1/2）

第二节：“重农抑商”与土地立法的协同——《商君书》如何巩固耕战根基

若说“废井田，开阡陌”是《商君书》土地立法的“骨架”，那“重农抑商”便是填充骨架的“血肉”。商鞅深知，仅靠划分土地、明确权属，无法让百姓长久扎根农耕——战国时期，商业活动因“获利快、投入少”的特点，正不断吸引农户脱离土地，若不通过法律引导资源向农业倾斜，土地立法的成果终将流失。因此，《商君书》围绕“重农”构建了一套与土地制度深度协同的法律体系：用“抑商”切断百姓偏离农耕的路径，用“奖农”强化百姓耕种土地的动力，最终形成“土地归农、资源向农、人心向农”的闭环，为秦国的耕战体系筑牢根基。

一、“抑商”之法：切断土地与商业的利益分流

《商君书》的“抑商”并非简单禁止商业，而是通过法律抬高商业经营成本、限制商人社会地位，让“务农”成为百姓更优的生存选择，避免土地资源因劳动力流失而荒废。其核心逻辑是：商业若过度繁荣，会导致“商夺农时、商耗农资”——商人通过贩卖商品获利，农户见此便会放弃耕作、投身贸易，最终造成“田荒而粟少”，动摇国家的粮食安全与兵源基础。因此，《商君书》推出一系列精准打击商业的法律条文，从经营、消费、社会待遇三个维度，挤压商业的生存空间。

（一）经营层面：“重税+限业”双管齐下，抬高经商门槛

《商君书·垦令》明确规定：“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商有疑惰之心。”这里的“关市之赋”包含两部分：一是“关税”，即商人运输货物经过边境或郡县关卡时缴纳的通行税；二是“市租”，即商人在集市摆摊交易时缴纳的场地税与交易税。据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关市律》与《金布律》的补充记载，秦国关税税率为货物价值的5%，市租税率为交易额的10%，两者叠加后，商人的综合税负高达15%以上，而同期农户的农业赋税仅为土地产出的5%——如此悬殊的税负差距，让商人即便卖出商品，利润也被大幅压缩，而农户只需专注耕种，就能获得更稳定的收益。

更关键的是，《商君书》对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盐、铁、粮”三类商品，实行严格的“国家专营”，彻底切断商人的核心盈利路径。盐是百姓日常必需品，“无盐则肿”，任何人都离不开；铁是制作农具（铁犁、铁锄）与兵器的关键材料，直接影响农业生产效率与国家军力；粮食则是国家的战略物资，关乎粮食安全。商鞅认为，这三类商品若由民间商人经营，商人必然会通过囤积居奇、抬高价格牟利——例如，遇到旱灾时，商人会将粮食价格抬高3-5倍，迫使农户用更多土地产出换取粮食，最终导致农户“弃田卖产”。因此，秦国在各郡县设立“盐官”“铁官”“廪官”，分别负责盐的开采与销售、铁的冶炼与农具制造、粮食的征收与储备，民间商人若擅自经营盐铁，将被处以“黥刑”（面部刺字）并没收全部货物；若擅自囤积粮食超过30石，将被视为“扰乱粮价”，处以“刑为城旦”（服四年筑城劳役）。

考古学家在秦国都城咸阳遗址中，发现了一处大型官营铁作坊遗址，出土了大量铁犁、铁锄的半成品与铸造模具，模具上刻有“咸阳铁官”字样，印证了“铁专营”的实际推行；而在陕西凤翔的秦国墓葬中，出土的竹简《为吏之道》残片里，还记载了一名商人因“私贩盐五十斤”被判处黥刑的案例——这些实物证据表明，《商君书》的“限业”之法并非纸上谈兵，而是通过严格执法，彻底将商人排除在核心商品的经营之外，避免商业资本对农业资源的侵蚀。

（二）消费层面：“禁奢+限用”双向规制，抑制商业需求

战国时期，随着商业发展，部分商人积累了大量财富，开始追求奢华的生活方式——穿丝绸衣物、乘马车出行、用青铜礼器宴请宾客，这种消费风气逐渐向农户蔓延。《商君书》敏锐地意识到，农户若被奢华消费诱惑，便会产生“弃农逐商”的想法：“民之欲利者，非耕不得；避害者，非战不免。境内之民，莫不先务耕战，而后得其所乐。”若农户看到商人无需耕种就能穿丝绸、乘马车，自然会质疑“耕战”的价值，进而脱离土地。

因此，《商君书》推出“禁奢令”，从“服饰、车马、器物”三个维度限制商人消费：一是服饰，规定“工商之民”只能穿粗麻布衣物，不得穿丝绸、织锦，若商人穿丝绸衣物上街，不仅衣物会被没收，还需缴纳“赀一甲”（罚款一副铠甲）；二是车马，商人不得乘坐由四匹马拉的马车（“驷马轩车”），只能乘坐由一匹马或牛拉的简陋车辆，若违规乘车，车辆将被没收，车夫将被处以“笞刑”（鞭打五十）；三是器物，商人不得使用青铜礼器（如鼎、簋）与玉器，日常餐具只能用陶制器皿，若家中发现青铜礼器，将被视为“僭越等级”，处以“罚铜二百锊”。

同时，《商君书》还通过“禁粮贸”限制粮食的商业流通，规定“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商人不得收购粮食，农户不得出售粮食。这一规定看似严苛，实则有深层考量：农户若能出售粮食，便会倾向于“多种粮、多卖钱”，甚至为了追求产量而忽视土地肥力的养护，导致土地“越种越薄”；而商人若能收购粮食，便会在丰年低价囤粮、灾年高价抛售，加剧粮食分配的不公。禁止粮贸后，农户只能“种粮自用+缴纳赋税”，粮食的“商品属性”被弱化，“生存属性”被强化，农户也会更注重土地的长期养护，而非短期的粮食售卖；同时，国家通过“廪官”将征收的粮食储备起来，遇到灾年时平价发放给农户，避免商人趁机牟利。

（三）社会待遇层面：“限爵+重役”双重打压，降低商人地位

西周以来，商人虽能积累财富，但社会地位始终低于士、农、工，被视为“四民之末”。《商君书》则通过法律进一步固化这一等级秩序，让商人即便拥有财富，也无法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与权益，彻底断绝农户“以商求贵”的想法。

其一，“商人不得入仕”。秦国明确规定，商人及其子弟无论财富多少，都不得担任官吏，也不得进入官府开办的“学室”学习（学室是培养官吏的机构）。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中记载：“工商之子，不得为吏，不得入仕。”而农户子弟若能“耕织有功”或“立有军功”，不仅能进入学室学习，还能担任郡县小吏——这种“仕进通道”的差异，让农户清楚地知道，只有扎根土地，才能为子女谋求长远发展，而经商只能获得短期财富，无法改变家族命运。

其二，“商人重役”。秦国实行“徭役征发优先级”制度，将百姓分为“农、工、商”三类，徭役征发时优先征发商人，其次是工匠，最后是农户；且商人的服役期限比农户长30%，农户服役一年，商人需服役一年零四个月。睡虎地秦简《徭律》中记载了一则案例：某县需征发200人修建河渠，县吏按“商三家出一人，工五家出一人，农十家出一人”的比例征发，最终征发商人67人、工匠40人、农户93人，商人的人均服役负担是农户的3倍。更甚者，若国家爆发战争，商人需优先服“戍役”（边境守卫），且不得用财物赎免，而农户若缴纳足够的粮食，可赎免一半戍役期限——这种“义务不对等”的制度，让商人的生活充满不确定性，而农户只需按时耕种、缴纳赋税，就能享受更稳定的生活，进一步强化了“务农优于经商”的选择。

二、“奖农”之策：用法律让耕种土地“有利可图”

《商君书》深知，“抑商”只是手段，“奖农”才是目的——若仅靠压制商业让百姓务农，而不给予农户实际利益，土地立法终将沦为“强令”，无法长久推行。因此，《商君书》围绕“土地耕种”设计了一套多层次的奖励体系：从“直接物质奖励”到“赋税减免”，再到“社会地位提升”，让农户能从耕种土地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形成“耕多则利多、耕优则爵高”的激励机制，彻底激活百姓的农耕积极性。

（一）直接奖励：“耕织有功者免役赐田”，看得见的实惠

《商君书·垦令》中提出：“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这里的“本业”即农耕与纺织，“致粟帛多”并非模糊的“产量高”，而是有明确的量化标准：根据睡虎地秦简《田律》记载，秦国对“耕织有功”的认定标准是“丁男年收粟百石、丁女年织帛十匹”，达到这一标准的农户，可享受“复其身”（免除本人一年徭役）的奖励；若连续三年达到标准，可额外获得“赐田五十小亩、宅五亩”；若连续五年达到标准，可将奖励范围扩大到“复其家”（免除全家一年徭役）。

这种“量化奖励”让农户有清晰的奋斗目标——丁男知道只要每年收获100石粮食（约合现代2000升），就能免除徭役，还能获得额外土地；丁女知道只要每年织出10匹帛（每匹帛长4丈、宽2尺），就能为家庭争取更多福利。而“举以为收孥”的惩罚则形成鲜明对比：若农户因懒惰导致年收粟不足50石，或因投身商业而荒废土地，全家将被收为“官奴婢”，男奴服劳役、女奴做纺织，失去人身自由。一奖一罚之间，农户自然会选择“勤耕织、避懒惰”，主动将精力投入土地。

考古发现的秦国“户籍简”中，有一份记载某农户“丁男二，年收粟二百一十石；丁女一，年织帛十二匹”，简末标注“复二身，赐田百小亩”，正是“耕织有功”奖励的实际记录；而在另一份“刑徒简”中，记载了某农户“丁男一，弃田经商，年收粟三十石”，最终被“收孥为奴”——这些竹简印证了《商君书》“奖农罚惰”制度的严格执行，也解释了为何商鞅变法后，秦国农户“早出晚归，不敢怠惰”。

（二）赋税优惠：“梯度减免+灾年赈济”，稳定耕种预期

《商君书》并非对所有农户征收相同的赋税，而是根据土地的“垦殖率”（已耕种土地占授田总面积的比例）与“亩产量”制定梯度税率，让“精耕细作”的农户获得更多实惠，同时通过“灾年赈济”保障农户的基本生活，避免农户因天灾而放弃土地。

在正常年份，秦国的农业赋税基准为“亩缴粟三斗”（秦国度量衡，1斗约合现代2升），但会根据垦殖率与亩产量调整：若农户垦殖率达到100%（所有授田均已耕种），且亩产量高于全县平均水平10%，赋税减免20%，即每亩仅缴粟二斗四升；若垦殖率达到80%，亩产量与全县平均水平持平，赋税减免10%，每亩缴粟二斗七升；若垦殖率达到60%-80%，亩产量达标，赋税按基准征收；若垦殖率低于60%，或亩产量低于全县平均水平10%，赋税增加10%，每亩缴粟三斗三升；若垦殖率低于40%，则被视为“弃田”，除赋税增加50%外，还需缴纳“罚铜五十锊”。

为确保梯度税率的公平性，秦国每年秋季会组织“土地核查”：由“田官”带领“伍老”（基层官吏）逐户丈量已耕种土地面积，收割时选取3-5块代表性地块测算亩产量，记录在“田籍”中，作为赋税调整的依据。睡虎地秦简《田律》中保存的一份“田籍残片”，记载某县“平均亩产量一石二斗”，某农户“授田百小亩，垦九十小亩，亩产量一石三斗”，最终“减赋十成，亩缴粟二斗七升”，清晰呈现了梯度减免的计算过程。

而在灾年（旱灾、水灾、蝗灾），《商君书》则实行“赈济+免赋”政策：若灾情导致亩产量不足3斗，免除全部赋税；若亩产量在3-5斗之间，免除50%赋税；同时，国家从“廪官”储备的粮食中，按“每人每月二石”的标准向受灾农户发放赈济粮，直至灾情缓解。这种政策让农户即便遇到天灾，也能获得基本生活保障，无需“卖田逃荒”，从而稳定了农户的耕种预期，确保土地不会因天灾而荒废。

（三）社会晋升：“农功入爵+子弟优先”，打破阶层壁垒

《商君书》虽强调“利禄官爵搏出于兵”，但也为农户开辟了“农功封爵”的通道，让农户能通过耕种土地获得社会地位，打破“只有军功才能封爵”的局限，同时给予农户子弟“优先入学、优先入仕”的福利，让“务农”成为可传承的“长远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