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太学与治国（1/2）

——教育规矩的“社会落地”

第一节 弟子入仕：人才输出的“晋升规矩”

汉代太学自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正式设立，便并非单纯的“学问之地”，而是与帝国官僚体系深度绑定的“人才储备库”。其核心功能之一，便是通过一套制度化的“晋升规矩”，将太学弟子培养为符合中央集权需求的官僚，实现“经术致用”的教育目标。这套规矩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在继承先秦“士治”传统、修正秦代“以吏为师”弊端的基础上，逐步构建起的“养士—选士—用士”闭环。从太学弟子的身份认定，到考核晋升的标准设定，再到入仕后的职位分配，每一个环节都渗透着汉代统治者对“规矩”的设计——既要保证人才质量符合经学正统，又要确保官僚队伍能成为皇权的延伸，最终实现“教育服务于治国”的根本诉求。

一、太学弟子的“身份阶梯”：从“弟子员”到“名士”的准入与分层

太学弟子的入仕之路，始于其“身份”的获得与划分。汉代对太学弟子的身份界定并非模糊的“学子”概念，而是通过明确的准入标准和层级划分，先在“入口”处建立起与官僚体系相衔接的“人才筛选规矩”。这种划分既体现了教育资源的分配逻辑，也暗含了未来入仕的“起点差异”，是太学与治国体系联动的第一步。

太学弟子的核心群体是“博士弟子员”，其准入规矩在武帝时期便已确立。据《汉书·儒林传》记载，武帝初设太学时，“丞相弘请为博士置弟子员，学者益广”，公孙弘所奏的“置弟子员议”，实则为太学弟子的身份准入定下了第一份“规矩章程”。其核心内容有二：一是“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即由中央主管礼仪教化的太常直接选拔，年龄需在十八以上，且“仪状端正”——这不仅是外貌要求，更暗含对弟子言行举止符合儒家“礼”的规范的期待，是“经术”与“德行”结合的初步筛选；二是“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即地方郡国可推荐符合“好文学”（通晓经学）、“敬长上”（遵守伦理）、“顺乡里”（品行端正）等标准的人才，经地方长官考核后，随每年的“上计”（地方向中央汇报政绩）人员一同前往太常，成为“受业如弟子”的旁系弟子。这两种准入途径，形成了“中央选拔”与“地方推荐”并行的模式，既保证了中央对核心弟子的直接掌控，又扩大了太学的人才吸纳范围，为帝国从全国层面筛选潜在官僚奠定了基础。

随着太学的发展，弟子的身份层级逐渐细化，形成了更清晰的“阶梯式”规矩。除了最初的“博士弟子员”（即正式弟子），东汉时期又出现了“诸生”“游士”等不同称谓，实则对应着不同的身份等级与入仕资格。正式的“博士弟子员”享有官方供给的“廪食”（生活补贴），其名额由中央根据太学规模核定，如成帝末年“博士弟子员三千人”，东汉顺帝时“更修黉宇，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试明经下第补弟子，增甲乙之科，员各十人”，明确了“甲乙之科”的等级划分——甲科弟子成绩更优，入仕起点更高，乙科次之。而“诸生”多为地方推荐或自行前来太学受业的非正式弟子，他们虽可聆听博士讲学，但不享有“廪食”，需自行解决生活问题，其考核与入仕的门槛也高于正式弟子。这种身份分层，本质上是将太学的“教育资源分配”与“官僚晋升起点”挂钩，通过“规矩”先在弟子群体中建立起与未来仕途对应的等级秩序，确保核心资源向最可能成为高级官僚的弟子倾斜。

值得注意的是，太学的身份阶梯中，除了面向普通士人的“博士弟子员”与“诸生”，还存在针对特殊群体的“准入特例”，这既体现了规矩的普遍性，也暗含了服务于政治需求的特殊性。据《后汉书·明帝纪》记载，永平九年（公元66年），明帝不仅“为四姓小侯开立学校，置五经师”，还允许“匈奴亦遣子入学”。“四姓小侯”即外戚樊、郭、阴、马四家子弟，他们因与皇室有姻亲关系，入太学无需经过常规的“太常选拔”或“郡国推荐”，享有优先准入权，但即便如此，他们仍需遵循太学的“课试规矩”——若不能通过“试家法”“通一艺”的考核，同样无法获得入仕资格，这说明贵族群体虽有身份特权，却仍需在“晋升规矩”的框架内完成从“弟子”到“官僚”的转变。而匈奴子弟入太学，虽非为帝国储备官僚，却需遵循与普通弟子相同的经学学习与考核标准，其身份本质是汉王朝“以经学教化外藩”的象征，从侧面印证了太学“身份规矩”的覆盖范围已超越中原士人群体，成为服务于国家政治外交的工具。

太学弟子的身份还与“复其身”的特权绑定，这一特权既是对弟子的激励，也是“教育—治国”规矩的重要体现。“复其身”即免除弟子本人的徭役和赋税，结合《汉书·食货志》中“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的论述及汉代“学而优则仕”的普遍观念，“复其身”实为太学弟子的核心特权之一。这一特权将“接受太学教育”与“免除徭役”直接挂钩，既降低了弟子的学习成本，吸引更多人投身太学，也从制度上赋予了太学弟子“准官僚”的身份——他们无需承担普通百姓的徭役义务，而是以“学习经术、预备入仕”为主要职责，这就从身份上强化了太学与官僚体系的关联性，让“入太学”成为“入仕途”的前置台阶。

二、“课试”与“察举”：太学弟子入仕的双重考核规矩

太学弟子要实现从“学子”到“官僚”的转变，需通过一套严格的“考核晋升规矩”，其中最核心的是“课试”与“察举”的结合。“课试”是太学内部的经学水平测试，侧重于“才学”；“察举”则是地方或中央对弟子品行、能力的推荐与考察，侧重于“德行”与“实务”。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太学弟子入仕的“双重门槛”，确保选拔出的人才既符合经学正统，又能胜任官僚职责。

“课试”作为太学内部的考核规矩，其制度设计在汉代不断完善，从最初的“岁试”逐步发展为有明确等级和标准的“甲乙科试”。武帝时期初设太学时，“课试”制度尚显粗糙，据《汉书·儒林传》载，当时“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每年进行一次考核，能通晓一门经书以上的弟子，可补任“文学掌故”（掌管文献档案的低级官员）；成绩优异（高第）者，由太常登记上奏，可任“郎中”（皇帝侍从官，属中级官员预备役）。此时的“课试”以“通艺”数量为核心标准，层级划分较为简单，仅分“合格”与“高第”两档。

到西汉后期，“科试”规矩逐渐细化，出现了“甲乙科”的等级划分。成帝阳朔二年（公元前23年），“诏曰：‘古之立太学，将以传先王之业，流化于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渊源，宜皆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故谓之博士。否则学者无述焉，为下所轻，非所以尊道德也。’”此次诏书虽未直接提及课试改革，但结合《后汉书·百官志》注引《汉官仪》中博士需“通《易》《尚书》《孝经》《论语》，兼综载籍，穷微阐奥”的举状要求可知，此时对博士及弟子的考核已更注重“经术深度”与“品行规范”。至东汉顺帝永建六年（公元131年），太学“更修黉宇，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规模扩大的同时，课试制度也进一步完善，明确“试明经下第补弟子，增甲乙之科，员各十人”，即通过“明经”考试但成绩未达标的，可补为太学弟子；同时增设甲乙科，每科各十人，按成绩高低分配入仕名额。此时的“课试”已形成“按科取士”的规矩，成绩与入仕职位直接挂钩——甲科弟子多授予“郎中”，乙科弟子多授予“太子舍人”，而“下第”者虽不能直接入仕，但可通过补为弟子继续学习，获得下次考核的机会。这种“分级取士、下第复读”的规矩，既保证了入仕者的经术水平，也为弟子提供了持续学习的动力，使太学的“育才”功能得到强化。

“课试”之外，“察举”是太学弟子入仕的另一重要规矩，且与“课试”形成互补。汉代察举制度始于文帝时期，但真正与太学弟子入仕结合紧密的，是武帝时期确立的“孝廉”“秀才”（东汉避光武帝刘秀讳改为“茂才”）等科目。太学弟子虽以经术见长，但要进入官僚体系，仍需通过察举的“德行”与“实务”考察，这体现了汉代“德才兼备”的选官原则。

对于太学弟子而言，察举的主要途径是“孝廉”。“孝廉”科要求被举者“孝顺父母、清正廉洁”，这与儒家经学所倡导的伦理规范高度契合。太学弟子因长期学习经学，其言行举止多符合“孝廉”标准，故成为“孝廉”察举的重要对象。据《后汉书·左雄传》记载，顺帝时期左雄改革察举制度，规定“郡国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明确要求郡国察举的孝廉，需先到公府（丞相府、御史大夫府）考核，其中“诸生”（包括太学弟子）需测试“家法”（即经学的师法、家法传承），文吏需测试公文写作。这一改革将太学弟子的“经术水平”（课试家法）与“察举资格”直接绑定，使得太学弟子在察举中更具优势——他们长期接受博士的“家法”传授，对经术的理解远胜于普通儒生，更容易通过“试家法”的考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