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汉代太学的“经学传承”（1/2）

第一章 太学的制度奠基——官方教育体系的“规矩构建”

第一节 从博士官到太学：制度的溯源与成型

汉代太学并非凭空出现，而是从战国至汉初的“博士官制”逐步演化而来，是“官方需要统一思想、培养治国人才”与“儒学需要制度化传播”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演化过程，本质是“教育从‘松散顾问’转向‘体系化机构’”的规矩重塑，每一步都留下了清晰的文献与考古印记，其背后更是“政治需求与学术发展”相互适配的深层逻辑。

一、战国至秦：博士官的“雏形期”——从“通古今”到“备顾问”

“博士”一词最早见于战国文献，《史记·循吏列传》记载“鲁穆公时，公仪休为相，使博士诸生刺《诗》《书》，作《春秋》杂说”，此时的博士是“掌典籍、通古今”的学者，虽有“教诸生”的行为，但无固定职责与俸禄，更像“君主身边的学术幕僚”——鲁穆公召博士编订典籍，本质是借“儒学经典”强化统治合法性，博士的“教学”仅为“编典过程中的附带行为”，尚未形成独立的教育职能。

战国末期，齐国的“稷下学宫”成为博士制度的重要实践场域。齐威王、齐宣王时期，稷下学宫聚集了邹衍、淳于髡、荀子等“不治而议论”的学者，他们被齐君尊为“博士”，享有“列大夫之号”，可“不治而议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即无需担任具体官职，仅需参与朝政讨论。稷下学宫的特点在于“官方供养、学术自由”：齐君为学者提供“高门大屋”“千金之资”，学者则可自由讲学、辩论，如荀子曾三任稷下学宫“祭酒”（学术领袖），“三为祭酒，最为老师”（《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其弟子韩非、李斯均为战国末期的重要人物。虽稷下学宫未形成“标准化教学体系”，但开创了“官方供养学者、学者兼顾讲学与议政”的传统，为后来的博士官制奠定了“学术与政治结合”的基础——这一传统深刻影响了秦代博士官的职能定位。

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史记·秦始皇本纪》），正式确立“博士官制”，设博士七十人，官秩为“比六百石”，职责明确为“掌通古今，备顾问”。从职能看，秦代博士主要承担两项任务：一是“掌典籍、定礼仪”，如博士叔孙通曾“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为秦始皇制定朝仪，其“降汉时从儒生弟子百余人”（《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可见其在秦代已有“私授弟子”的行为，但弟子无官方身份，仅为“私人门徒”；二是“参与政治决策”，如秦始皇议“封禅”大典时，“征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让博士讨论封禅礼仪，虽最终因“儒生议各乖异，难施用”而“绌儒生”（《史记·封禅书》），但仍体现了博士“备顾问”的核心职能。

但秦代博士官制有两大局限，使其无法发展为教育体系：一是“重议政轻教育”，博士的核心职能是“为皇权提供思想与礼仪支持”，教育仅为博士的“私人行为”，朝廷既不干预，也不提供资源，如博士伏生“秦时为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史记·儒林列传》），伏生在秦代私授《尚书》，直至汉初仍需通过“私人传承”延续经义，可见秦代无“官方教育渠道”；二是“思想高压下的包容性缺失”，秦始皇推行“焚书坑儒”政策，“非博士官所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史记·秦始皇本纪》），博士虽可保留典籍，但仅能“以吏为师、以法为教”，学术空间被严重压缩，更无法形成“自由讲学、系统授徒”的教育规矩。此时的“博士授徒”，本质是“学术官员在思想高压下的私人传承”，与后来的太学“官方主导、体系化培养”相去甚远。

二、汉初：博士官的“恢复期”——从“黄老兼容”到“儒学抬头”

汉初政权初立，经济凋敝，统治者吸取秦亡教训，推行“黄老之学”，主张“无为而治”，对学术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博士官制得以恢复，但规模与职能仍有限。汉高祖刘邦虽“不好儒”，甚至“溺儒冠”（《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但在叔孙通“定朝仪”后，意识到儒学对“规范秩序”的作用，“拜通为博士，号稷嗣君”（《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承认了博士的政治价值；汉惠帝时，“除挟书律”（废除禁止私人藏书的法律），为儒学经典的传播提供了条件；汉文帝时，“置一经博士”，先设《诗》博士（如申公、韩婴），后增《书》博士（如伏生的弟子欧阳生），汉景帝时再增《公羊春秋》博士（如董仲舒、胡毋生），形成“三家博士”的格局——此时的博士开始以“专经授徒”为主要行为，逐步从“政治顾问”向“学术教师”转型。

以《诗》学博士申公为例，《史记·儒林列传》记载：“申公者，鲁人也。高祖过鲁，申公以弟子从师入见高祖于鲁南宫。吕太后时，申公游学长安，与刘郢同师。已而郢为楚王，令申公傅其太子戊。戊不好学，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为楚王，胥靡申公。申公耻之，归鲁，退居家教，终身不出门，复谢绝宾客，独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百余人。”申公在汉初先为楚王太子傅，后因“太子戊不好学”而“归鲁居家教”，弟子达百余人，其教学内容严格限定为《诗经》鲁派阐释，“弟子为博士者十余人：孔安国至临淮太守，周霸至胶西内史，夏宽至城阳内史，砀鲁赐至东海太守，兰陵缪生至长沙内史，徐偃为胶西中尉，邹人阙门庆忌为胶东内史。其治官民皆有廉节，称其好学。”申公的弟子多成为地方官吏，且“治官民有廉节”，可见博士授徒已开始与“人才培养”结合，但这种“授徒”仍为“私授”：弟子无“官方身份”，博士无“固定教学场所”，更无“朝廷统一的考核晋升规矩”，本质是“儒学在民间的缓慢复苏”，但为后来太学的“分科教学”积累了经验。

汉初博士官制的关键变化，在于“儒学与政治的逐步结合”，为“教育化转型”创造了条件。吕后时期，博士仍以“黄老学者”为主，如博士田叔“学黄老术于乐巨公所”（《史记·田叔列传》），可见黄老之学仍占主导；但到汉文帝、汉景帝时期，儒学学者在朝廷中的影响力逐步提升，如贾谊向汉文帝上《治安策》，主张“兴礼乐、改制度”，虽未被完全采纳，但“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汉景帝时，窦婴、田蚡“皆好儒术”（《史记·魏齐武安侯列传》），为汉武帝时期的“独尊儒术”埋下伏笔。此时的博士官制，已具备三大“教育化转型”条件：一是“专经博士”的设置，为太学“分科教学”提供了学科基础；二是“博士授徒”的传统，为太学“规模化招生”积累了教学经验；三是“儒学的政治需求”，汉武帝即位后，“汉兴已六十余载，天下艾安，荐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史记·封禅书》），急需“通晓经义、能推行礼乐制度”的人才，为“教育服务治国”提供了政治动力。

三、汉武帝时期：太学的“确立期”——公孙弘与《请为博士置弟子员疏》

真正推动博士官制向太学转型的，是汉武帝时期的丞相公孙弘与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二者共同构建了“教育服务于思想统一与治国需求”的制度框架。

建元元年（前140年），汉武帝即位之初，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董仲舒以“贤良”身份应诏，上“天人三策”，系统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其中关于教育的建议直指汉初教育的弊端：“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无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的核心逻辑是：“王道推行”需要“贤士”，“贤士培养”需要“太学”，太学是“教化之本原”——这一建议将“教育”与“王道”直接绑定，主张通过“官方办学”培养“通晓经义的贤士”，解决汉初“郡国无应书之士”（地方缺乏人才）的问题，为太学的建立提供了“政治合法性”。

但董仲舒的建议并未立即落地，直到元朔五年（前124年），丞相公孙弘根据董仲舒的思路，结合当时的政治实际，向汉武帝上奏《请为博士置弟子员疏》，系统提出太学制度的框架，这篇奏疏被视为“汉代太学建立的纲领性文件”。公孙弘的奏疏之所以能被采纳，关键在于其兼顾了“思想统一”与“人才实用”：一方面，太学以“五经”为教学内容，可推动“独尊儒术”的政策落地；另一方面，太学弟子通过考核后可直接入仕，为朝廷输送“通经致用”的官吏，解决“人才短缺”的问题。

奏疏的核心内容可分为三部分，每一部分都对应“规矩构建”的关键环节：

1. 设博士弟子员：确立“官办教育”的生源基础

公孙弘提出：“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即给每位博士配备弟子，总计五十人，弟子享有“复其身”（免除徭役）的待遇。这一规定看似简单，却标志着“博士授徒”从“私授”转为“官授”的根本性变化：此前的博士弟子是“私人门徒”，无官方身份；现在的“博士弟子员”是“朝廷认可的学生”，有固定名额（五十人）、固定待遇（免徭役），太学由此具备了“官方教育机构”的核心要素——固定生源。“复其身”的待遇极具吸引力，汉代成年男子需每年服徭役一个月，一生服兵役两年，免除徭役意味着弟子可专心求学，无需为徭役所累，这一政策极大提升了太学的吸引力，为后续规模扩张奠定了基础。

2. 明确选拔标准：建立“双轨选拔”的准入规矩

为确保生源质量，公孙弘设计了“太常选拔+郡国推荐”的双轨制：

- 京师选拔：“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太常（九卿之一，掌礼仪与教育）直接从京师地区选拔“年满十八、仪表端正”的平民，侧重“就近选拔、便于管理”；

- 地方推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各郡国的县长、县令先筛选“喜好文学、品行端正、遵守乡俗”的人才，上报给郡守（二千石官员），郡守审核后，让弟子随“计吏”（地方赴京师汇报政绩的官员）一同前往太常，纳入太学体系。

这一双轨制兼顾了“中央与地方”：京师选拔确保了中央对教育的直接控制，地方推荐则为地方人才提供了上升通道，避免了教育资源被京师垄断。同时，选拔标准兼顾“品行”与“学识”：“仪状端正”“敬长上，肃政教”是品行要求，“好文学”是学识要求，体现了“德才兼备”的选拔导向，与后来科举制度的“品行优先”逻辑一脉相承。

3. 规范考核与晋升：构建“学业-仕途”的联动规矩

为确保教学质量，公孙弘建立了“一年一试、优胜劣汰、官师连带”的考核机制：“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不称者罚。”

- 考核周期：“一岁皆辄试”，即弟子入学满一年需参加考核，这是“学年制”的雏形；

- 考核标准：“通一艺以上”，“艺”即五经中的一部，弟子需精通一部经典的经义与阐释，方可通过考核；

- 晋升路径：分三等——基础合格者补“文学掌故”（基层文官，掌文献整理，秩百石）；成绩优异者为“郎中”（宫廷侍卫官，秩三百石，可接近中央官员）；特别优秀者“秀才一等”，由太常直接向皇帝举荐，破格晋升；

- 淘汰与追责：“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者，开除学籍（辄罢之）；推荐该弟子的郡国长官或太常官员需承担连带责任（请诸不称者罚）。

这一机制将“学业成绩”与“仕途晋升”直接挂钩，形成“学习-考核-入仕”的闭环，让太学成为“官吏培养的直通车”，同时“官师连带”的追责制度倒逼推荐者严格筛选生源，确保了太学的教学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