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科举制度下教育资源与阶层流动的动态关系（1/2）

一、隋唐：科举刚诞生，平民终于能和贵族抢教育资源了

隋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设进士科，科举制度才算正式登场。这之前魏晋南北朝实行“九品中正制”，当官全看门第高低。

而科举推行“考试取士”后，教育资源也从“贵族专属”慢慢向“大家共享”转变。

唐代把科举拾掇得更完善，设了秀才、明经、进士、明法好几个科目。明经科主要考背儒家经典，门槛低；进士科要考诗赋和策论，难度大。不同科目让不同底子的学子有了不同的路，也悄悄影响了大家往哪投教育资源。

平民子弟大多选明经科，毕竟光靠记就行——《通典·选举三》里说，唐代明经科录取人数是进士科的3-4倍。所以民间私塾里，讲经典注疏的课比教诗赋的多得多，慢慢就成了“平民重明经、贵族重进士”的样子。

这时候教育资源分配是“新旧掺着来”：一边，贵族和官僚家庭还是占着好资源。唐代前期官学很全，中央有国子学、太学，地方有州学、县学，但入学有门槛，比如国子学只收三品以上官员的孩子。这些官宦子弟能学《礼记》《左传》这些科举核心教材，还能跟国子博士这样的名师学。

就说国子博士孔颖达，他编了唐代科举指定教材《五经正义》，学生大多是贵族子弟。《旧唐书·孔颖达传》里记着，贞观年间他的学生考明经科，70%都能中；可民间学子考明经科，录取率还不到15%，名师资源被垄断，阶层间的差距一下就拉开了。

另一边，科举的“开放性”也给了平民家庭一点机会。唐代中期以后，有些有钱的商人、地主开始重视教育，花钱请私塾先生、买儒家经典，给孩子搭科举的底子。

唐代诗人孟郊就是例子，他家境差，爹只是个地方小官，没什么学术积累。但他“借人书疏，昼夜苦读”，在私塾学了《诗经》《尚书》，最后在贞元十二年（796年）考中进士，写下“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成了平民靠教育逆袭的代表。

柳宗元写的“郭橐驼”虽然是假人，但《种树郭橐驼传》里说“吾小人辍飧饔以劳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也能看出来平民家庭为了让孩子读书，得省吃俭用，甚至不干活，这背后都是科举给的阶层流动希望。

还有个不能忽视的点：唐代教育资源有地域差距。关中、河南、江南这些经济好、文化发达的地方，资源更集中。安史之乱后，北方人大量南迁，江南的私塾、书院多了起来。苏州、杭州一带出了不少“书坊”，专门教科举技巧，还提供《昭明文选》《唐诗三百首》这些教材，请考上过进士的人讲真题。

这种差距直接影响科举成功率——《唐代科举与文学》统计，唐代进士里，河南、河北、江南出身的占了60%以上，而岭南、剑南这些偏远地方的进士还不到10%，说到底就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的。

二、宋元：科举成熟了，各阶层抢教育资源更“卷”了

北宋建立后，宋太祖、宋太宗推行“重文轻武”，把科举改得更完善

扩大录取名额、废除“公荐”（不让官员给主考官推荐考生）、搞“糊名”“誊录”（把考生名字封上，专人抄试卷，防止考官作弊）。

这么一改，科举公平多了，教育资源投入和阶层流动的关系也更紧了。唐代每年大概录20个进士，宋代能录100多个，南宋甚至能到200多个。录取名额多了，社会各阶层都开始抢教育资源，形成了“全民向学”的风气。

这时候教育资源分配是“分层竞争”：上层贵族和官僚家庭靠“官学+私教”，把应试优势攥得死死的。宋代中央官学比如太学，实行“三舍法”，学生分外舍、内舍、上舍，上舍成绩好的能直接当官，不用考科举。

官僚子弟靠家里的关系，能优先进太学外舍，再慢慢升到内舍、上舍，最后当官。比如北宋宰相王安石的儿子王雱，靠王安石的人脉进太学，很快就升上舍，后来“赐进士及第”，直接进了仕途。

另外，官僚家庭还会请“名师私教”，这些私教要么当过科举主考官，要么是进士出身，懂命题规律和答题技巧。北宋文学家曾巩就被好多官僚家庭请去当私教，教“策论写作”，他的学生里好多都考上了进士，私教成了贵族和官僚家庭保持教育优势的关键。

中层的地主和商人家庭，靠“书院+家族私塾”抢科举的“中间名额”。宋代是书院的黄金时代，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这些有名的书院，不仅教儒家经典，还请朱熹、陆九渊这些理学大师来讲学，分析科举真题和儒家道理。

不过书院不是谁都能上，得交学费和“束修”（给老师的见面礼），来回还得花钱花时间，所以主要是有经济基础的地主、商人家庭的孩子去。比如南宋的白鹿洞书院，每年学费要“米五石”，相当于普通农民半年的收入，穷人家的孩子根本掏不起。

地主和商人家庭还会一起办“家族私塾”，家族出钱请先生教自家孩子。江南地区的“义庄”（家族慈善机构），常会拿一部分田租收入请私塾先生，保证家族子弟能上学。

北宋苏州的范氏义庄就是例子，《义庄规矩》里写着“每岁收租，除供给族人衣食外，余钱量给诸房子弟读书之费”。靠着义庄的支持，范氏家族在两宋出了30多个进士，范纯仁、范纯礼还当了宰相，成了“家族投教育-科举成功-阶层稳住”的典型。江南的“俞氏义庄”“朱氏义庄”也学这办法，拿田租的20%-30%请老师、买科举教材，让家族子弟在科举里保持竞争力。

这种“家族化”的教育投入，既降低了单个家庭的成本，又能靠“家族互助”提高子弟的科举成功率——《宋代科举制度研究》统计，宋代进士里，地主和商人家庭出身的占40%，比唐代的20%多了一倍，这跟“书院+家族私塾”的教育资源模式分不开。

最底层的平民家庭，只能靠“寒门苦读+地方善举”，艰难找“逆袭机会”。宋代有些地方官和士绅会办“义学”，给穷孩子免费上课。比如北宋范仲淹在苏州设“范氏义庄”，规定“族中子弟有贫不能学者，给以膏火之资”，还在苏州办了“州学”，收平民子弟。

宋代还有“书会”“文社”这些民间学术团体，穷学生能加入进去，互相借书、交流应试经验。南宋诗人陆游年轻时就加入过绍兴的“书会”，跟其他寒门学子“昼夜苦读，共论诗赋”，最后考上了进士。

但底层家庭的教育资源实在太少了，大多孩子只能“半耕半读”：白天种地，晚上借着月光或油灯读《论语》《孟子》这些基础教材。这种“碎片化”的学习，根本没法和上层、中层家庭的孩子比。

统计显示，宋代进士里，贫困农民家庭出身的还不到5%，而且大多考的是明经科（考记忆，难度低）；进士科（考创作和策论，难度高）里的寒门学子，占比甚至不到2%，这就能看出来教育资源不均，把底层的阶层流动路堵得有多严。

到了元代，科举就折腾了：前期从1279年到1314年，整整35年没开科举；后期恢复了，却搞“四等人制”，把人分成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录取名额偏向蒙古人和色目人，汉人、南人得考更难的题才能中。

这套制度直接把教育资源分得更不均，还加了民族差距：蒙古人、色目人靠身份特权，不用怎么读书就能考科举；汉人、南人想考上，得花大价钱请会蒙古文和汉文的双语先生，投入比蒙古人多好几倍。

元代科举规定，蒙古人、色目人考“经义”和“策论”能用蒙古文答题，题还简单——比如蒙古人只考《论语》选段解读；汉人得考《四书章句集注》全文的道理，难度差远了。而且蒙古人、色目人占全国10%的人口，却占了50%的录取名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