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盗耕”与“侵界”的量刑梯度（1/2）

——法律的惩戒与警示

唐代的土地秩序，是均田制下“耕者有其田”的民生根基，更是国家赋税、徭役的核心保障。因此，《唐律疏议·户婚律》以整整六条条文构建的“土地犯罪量刑体系”，绝非抽象的文字威慑，而是一套“精准对应伤害、贴合基层实践”的阶梯式惩戒规则。从“无心误耕”的轻笞，到“暴力强占”的重徒，每一级刑罚都像刻度清晰的标尺，既划定“不可触碰的红线”，又留存“区分情节的温度”。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唐开元盗耕私田案卷》、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田界纠纷判牍》、陕西咸阳馆藏的《唐天宝土地犯罪案卷》等遗存，将这些律文从“纸上条款”转化为“鲜活实践”——小到半亩田的误耕，大到数十亩的强占，官府都以“量刑梯度”为核心，将法律约束切实落地到田间地头，维系着均田制下的土地秩序。

一、量刑梯度的“底层逻辑”：以“伤害本质”定罚则

唐代立法者对“土地犯罪”的认知，已超越“一刀切”的简单惩戒，而是从“行为动机”“侵害对象”“危害后果”三个维度，构建起“分层分类”的量刑逻辑。《唐律疏议·户婚律》开篇即言：“田者，生民之本；界者，产权之防。侵田之罪，唯视其情——无心为过，有心为恶；侵私为害一人，侵公为害万民；小侵为患渐积，大侵为害即显。”这一核心原则，贯穿于整个量刑体系的设计中——惩戒只是手段，守护“土地养民”的根本秩序才是最终目的。

（一）“动机之辨”：故意与过失的“天差地别”

唐代法律首先将“土地犯罪”区分为“故意犯”与“过失犯”，前者视为“主动破界”，后者算作“无心之失”，量刑差距可达数倍。这种“诛心”式的区分，本质是对“行为主观恶性”的精准评估——毕竟，“春播忙乱错耕田”与“趁人外出偷种田”，对土地产权秩序的破坏程度截然不同。

- 过失犯：“误耕”的轻罚与修复

“误耕”指因“田界标记丢失”“耕作忙碌”“视力障碍”等非故意因素，错耕他人田亩的行为。《户婚律》明确规定：“诸误耕他人田者，一亩笞十，三亩加一等，罪止杖三十。仍还其苗，若苗已损，偿其值。”这里的“轻罚”体现在两点：一是刑罚上限仅“杖三十”，远低于“盗耕”的“徒一年”；二是附加责任以“修复”为核心，而非“惩罚”——未出苗则“铲除秧苗，恢复原状”，已出苗则“将苗还给原主”，苗受损则“按市价赔偿”，甚至允许“贫者以工代偿”。

吐鲁番阿斯塔那1《授田簿》、核查授田记录后，认定其“蓄意盗耕”，判“笞十五”，强令“三日内铲苗复原+赔礼道歉”，并记录“前科”以约束再犯。

（二）“对象之辨”：私田与公田的“罪差一等”

唐代“公田”（口分田、官田、驿田等）是均田制根基，关系国家赋税；“私田”（永业田）仅涉个体权益。因此法律规定：盗耕公田比私田“加一等”，强占公田比私田“加二等”，《唐律疏议》解释：“侵公田害及众人，侵私田害及一人，故罪有等差。”

- 盗耕私田：惩戒个体侵占

私田为农户“永业田”，可继承，“盗耕私田”侵害个体产权。《户婚律》量刑：“一亩笞三十，五亩加一等，二十亩杖一百，五十亩罪止徒一年”，附加责任仅“没收作物归原主”。

陕西泾阳县博物馆《唐天宝元年盗耕私田案卷》载：农户孙八盗耕邻人李四一亩肥田种玉米，官府核查后按律判“笞三十”，要求“玉米归李四”，未额外加罚，体现“不害公利则适度惩戒”。

- 盗耕公田：严惩危害公利

公田产权属国家，“盗耕公田”视为“侵害公利”，量刑“加一等”，附加责任为“没收作物入官+恢复原状+服劳役”，特殊公田（驿田、屯田）更严。

陕西咸阳博物馆《唐贞观十七年盗耕公田案卷》载：农户刘七趁里正换任盗耕县属官田一亩种荞麦，辩称“为官府增收”。官府核查后按律判“笞四十”，“没收荞麦入官+服劳役十日”；《唐天宝二年盗耕驿田案卷》载：农户王四盗耕驿田五亩，因“害及驿传公务”，判“笞五十+没收小麦入驿+补种驿田+额外杖十”。

（三）“后果之辨”：侵害规模的“阶梯递增”

无论是“误耕”还是“盗耕”，唐代法律均按“侵害亩数”递增刑罚，形成“阶梯式量刑”，体现“罪刑相适应”。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唐天宝五年沙州寿昌县盗耕大案卷》载：豪强马万春雇佣流民盗耕官田四十亩（应授迁民的口分田）。官府三次丈量确认亩数后，按律计算：“四十亩盗耕公田，一亩笞四十，五亩加一等，再加公田加一等，判徒一年”，同时“没收粮食入官+田亩收回授迁民”，即使豪强也“按亩量刑”，体现“法律面前，亩数平等”。

二、“侵界”的量刑细则：隐蔽侵占的“寸土必惩”

“侵界”是“悄悄移动田埂，侵占邻人田界”，比“盗耕”更隐蔽，常“以小积大”。唐代法律对其量刑核心是“寸土必惩”，通过“细微化量刑”“双轨验证证据”“长效约束”，从源头遏制侵占。

（一）量刑标准的“细微化”：一尺侵界，半亩量刑

“侵界”指“故意移动田界侵占他人田亩”，《户婚律》规定：“诸占田过限者，一亩笞十，十亩加一等，罪止徒一年。若侵他人田者，准盗耕法。”与“盗耕”不同，“侵界”哪怕“仅侵一尺”，也按“半亩”折算（唐代一尺约0.3米，半亩=六百尺），《唐律疏议》注解：“一尺之侵，久必成大患，故虽小亦惩。”

具体量刑：“侵界半亩（一尺至六百尺）笞十五，一亩笞三十，五亩加一等，二十亩杖一百，二十亩以上每十亩加一等，罪止徒一年”，起始刑罚高于“盗耕私田”（半亩笞十五 vs 盗耕一亩笞三十），以警示“勿以恶小而为之”。

陕西宝鸡法门寺博物馆《唐开元十七年岐州陈仓县侵界细案》载：农户周八挪田埂三尺（约0.9米），官府按“半亩”判“笞十五”，强令“三日内挪回田埂”，体现“寸土不纵”；敦煌《唐贞元十年沙州玉门县侵界区分案卷》还区分“临时侵界”（未耕种减一等）与“永久侵界”（耕种加一等），让惩戒更贴合实际。

（二）证据认定的“双轨验证”：官册与界标，缺一不可

“侵界”纠纷认定不依赖“口头争执”，而是以“官册+界标”为核心，辅以“邻里联保”，形成客观证据链。

吐鲁番阿斯塔那209号墓《唐开元二十三年西州交河县侵界证据案卷》载：农户王六与赵七因田界争执，县令先调《受田簿》（记“以老槐树为界”），再派里正挖出“官刻界石”，确认赵七挪埂三尺，赵七最终认罪，被判“笞三十+恢复原界+赔偿损失”；敦煌《唐天宝八年沙州敦煌县邻里联保案卷》载：因“界树枯死、官册模糊”，官府召集五户邻里联保作证，最终查实侵界行为，作伪证者将“笞五十”。

（三）后续约束的“长效化”：修复与追责并重

唐代对“侵界”的惩戒，不仅限于刑罚，更注重“后续修复”与“长效约束”：

- 恢复原界：春耕前发现需“三日内复原”，春耕后发现“待秋收后复原，作物归原主”，避免影响生产。陕西渭南《唐贞元十二年华州郑县侵界修复案卷》载：农户孙五春耕后被查侵界半亩，判“笞十五+秋收后挪埂，小麦归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