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唐律疏议》的“礼法合一”（2/2）

（一）对《礼记·王制》“田里不鬻”古制的变通与传承

《唐律疏议·户婚律》的土地所有权规则，并非凭空创设，而是对先秦以来“田里不鬻”古制的变通与传承。《礼记·王制》明确规定：“田里不鬻，墓地不请。”意为土地不得私自买卖，墓地由国家统一分配，这一古制的核心逻辑是“土地国有、禁止私售”，以维护井田制下的土地公有秩序与社会稳定。

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田里不鬻”的古制虽时有松动（如汉代允许土地买卖），但始终是土地制度的主流思想，其背后的核心诉求是“防止土地兼并、维护小农经济”。唐代均田制下，《户婚律》对土地交易的规制，既继承了古制的核心精神，又根据社会发展需求进行了变通：一方面，严格禁止口分田的私人买卖，规定“卖口分田者，一亩笞十，二十亩加一等，罪止杖一百”，这与“田里不鬻”的古制一脉相承——口分田是国家按均田制分配给丁男的土地，其所有权归国家，私人仅享有耕种权，禁止买卖是为了防止土地兼并，保障均田制的公平性；另一方面，允许永业田的有限交易，规定“家贫无以供葬者”“自狭乡徙宽乡者”可买卖永业田，交易后需到官府备案，这是对古制的重大变通——永业田是私人终身占有、世代传承的土地，有限度的交易既满足了百姓的现实需求（如丧葬、迁徙），又避免了土地交易的无序化，体现了“礼法兼顾稳定与发展”的制度智慧。

这种“传承与变通”的平衡，使唐代土地制度既保留了古制“维护社会稳定”的核心价值，又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永业田的有限交易，打破了“田里不鬻”的绝对限制，促进了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口分田的禁止买卖，则坚守了均田制的底线，防止了大规模土地兼并的出现。这种“有禁有放”的制度设计，正是唐代“礼法合一”思想在土地制度中的具体体现——“礼”的核心是维护秩序，因此禁止口分田买卖以稳定小农经济；“法”的核心是适应现实，因此允许永业田有限交易以满足民生需求。

（二）与均田制的制度联动：土地所有权保护与“安农固本”的治国目标

《唐律疏议·户婚律》的土地所有权规则，与均田制形成了紧密的制度联动，共同服务于唐代“安农固本”的治国目标。均田制是唐代的基本土地制度，其核心是“计口授田”，将国家掌握的无主土地、荒地按“丁男、中男、老、小”的等级标准分配给百姓，实现“耕者有其田”，而《户婚律》的土地所有权条款，则为均田制的实施提供了法律保障，形成“制度分配—法律保护—秩序稳定”的闭环。

从制度联动的具体体现来看，其一，均田制明确了土地的产权类型（公田、永业田、口分田），《户婚律》则针对不同产权类型设定了差异化的保护规则——公田受“妄认盗卖公私田”条保护，禁止私人侵犯；永业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均受法律保护，既禁止盗耕、妄认，又允许有限交易；口分田的耕种使用权受“盗耕人田”条保护，所有权归国家，禁止私人买卖，这种“产权类型—保护规则”的对应关系，使均田制的产权划分有了法律落地的路径。

其二，均田制的核心目标是“安农”，即通过稳定的土地分配，保障农民的生计，进而维护社会稳定与国家赋税来源。《户婚律》的土地所有权保护条款，正是围绕这一目标展开——禁止盗耕、妄认、侵夺私田，本质上是保护农民的耕种收益，避免其土地权益被非法侵占；禁止口分田买卖，是为了防止农民因贫困或胁迫失去土地，沦为流民，这与均田制“防止土地兼并、稳定小农经济”的目标高度一致。唐代统治者深知，“农为邦本，本固邦宁”，农民的土地权益得到保障，才能安心耕种，国家才能获得稳定的“租庸调”赋税，进而实现“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治世局面。

其三，《户婚律》对“在官侵夺私田”的重罚，直接维护了均田制的实施权威。均田制的实施依赖于地方官员的执行，若官员利用职权侵夺百姓的受田，不仅会导致均田制的分配规则失效，还会引发百姓对官府的不满。因此，法律通过重罚公权侵权，既约束了官员的执行行为，又向百姓传递了“国家保障受田权益”的信号，增强了均田制的公信力，确保了制度的长期推行。

从国家治理的宏观视角来看，《户婚律》的土地所有权规则与均田制的联动，是唐代“礼法合一”治国理念的集中体现。“礼”强调“秩序”与“民生”，均田制的“计口授田”正是儒家“制民之产”思想的制度化，《孟子·梁惠王上》有言：“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唐代通过均田制为农民提供“恒产”，正是践行儒家的民生伦理；“法”强调“强制”与“保障”，《户婚律》的土地条款则以国家强制力保障“恒产”不受侵犯，使“礼”的伦理要求转化为可执行、可追责的法律规则，形成“礼定方向，法保落实”的治国格局。

（三）与赋税制度的联动：土地所有权保护与“以籍定税”的实践逻辑

唐代土地所有权保护规则与赋税制度的联动，核心体现为“以籍定税”的实践逻辑——土地所有权的确认、登记与变更，直接决定了赋税的征收对象、征收标准与征收额度，而《户婚律》的土地条款通过保护土地权属稳定，为赋税制度的实施提供了基础。

唐代赋税制度以“租庸调”为核心，《旧唐书·食货志》记载：“每丁岁入租粟二石。调则随乡土所产，绫、绢、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绫、绢、絁者，兼调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凡丁，岁役二旬。若不役，则收其庸，每日三尺。”租庸调的征收以“丁”为单位，但“丁”的赋税负担本质上源于其受田的数量与质量——丁男受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八十亩，需按此标准缴纳租庸调，因此，土地的登记与确权直接关系到赋税征收的准确性。

《户婚律》的土地所有权条款通过保护土地权属稳定，避免了因权属纠纷导致的赋税征收混乱。例如，“妄认盗卖公私田”条禁止虚构权属或非法交易，确保了土地登记信息的真实性；“盗耕人田”条禁止非法耕种，确保了耕种权与赋税承担主体的一致性——田主享有耕种收益，同时承担赋税义务，侵权者不得享有收益，也无需额外承担赋税，这种“权利—义务”的对应关系，符合“谁受益、谁纳税”的赋税伦理。

同时，土地登记制度作为土地所有权保护的重要环节，与赋税征收形成了紧密的联动。唐代土地登记实行“手实—计账—户籍”的三级体系，民户需在“手实”中如实申报田亩数量、产权类型（永业田、口分田）、土质等级，里正核查后上报县司，县司根据登记信息编制“计账”，作为赋税征收的依据。《户婚律》中“盗耕人田”“妄认盗卖”等条款的实施，确保了“手实”申报信息的真实性，若民户虚报田亩数量、虚构产权类型，或通过非法手段侵占他人土地，不仅需承担土地侵权的法律责任，还需补缴相应的赋税，情节严重者将面临“偷税”的额外处罚。

吐鲁番73tam151号《开元十四年偷税与土地侵权案卷》即为典型案例：某乡百姓张阿六为逃避租庸调，在“手实”中隐瞒永业田5亩，又私自耕种邻居李三的口分田3亩。里正核查土地籍时发现田亩数量与“手实”不符，上报县司后，县司经实地丈量、核对田契，查明张阿六既存在“妄认盗耕人田”的侵权行为，又存在“虚报田亩、逃避赋税”的偷税行为。最终判决：张阿六按“盗耕人田”条笞四十（3亩），按“偷税”条杖六十，补缴隐瞒田亩的租粟10石（5亩x2石\/亩），盗耕的3亩口分田归还李三，所收苗子3石归官。该案卷完整呈现了“土地侵权与偷税行为联动追责”的实践逻辑，印证了《户婚律》土地条款与赋税制度的协同发力。

这种“土地确权—登记造册—赋税征收”的联动逻辑，体现了唐代“礼法合一”在经济治理中的应用。从“礼”的角度来看，“以籍定税”体现了“公平税负”的伦理思想，《尚书·大禹谟》提出“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不自满假，惟汝贤。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绩，天之历数在汝躬，汝终陟元后”，强调统治者应“公平”对待百姓，赋税征收应基于实际田产，避免苛捐杂税；从“法”的角度来看，《户婚律》的土地条款与赋税制度的联动，通过法律强制力确保了“公平税负”的实现，禁止通过非法手段逃避赋税或转嫁税负，维护了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与社会的公平正义。

四、制度内核的历史定位与核心价值

（一）历史定位：中国古代土地所有权法律保护的成熟形态

《唐律疏议·户婚律》的土地所有权条款，标志着中国古代土地所有权法律保护体系的成熟。相较于先秦时期“田里不鬻”的简单禁令、汉代“盗卖官田”的零散规定，唐代形成了“三条核心律文+疏议解释+分级量刑”的完整体系，涵盖了“侵权行为界定—责任划分—量刑标准—礼法依据”的全链条，实现了从“零散规制”到“系统保护”的跨越。

从产权保护的维度来看，唐代首次明确了“国家所有权—私人所有权—使用权”的三重产权结构，将公田与私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别纳入法律保护范畴，形成了“公私并重、权责清晰”的保护格局，这种产权结构既适应了均田制的制度需求，又为后世封建王朝的土地制度提供了范本。宋、明、清时期的土地法律，虽在具体条款上有所调整，但均继承了唐代“公私二元”的产权保护逻辑与“量刑梯度化”的处罚原则，可见唐代土地所有权制度的深远影响。

从礼法融合的维度来看，唐代将儒家伦理全面融入土地法律，使“民本”“仁政”“公平”等伦理思想转化为具体的法律规则，实现了“礼治”与“法治”的深度融合。这种融合格局不仅解决了“法律如何维护社会秩序”的问题，更回答了“法律如何体现道德价值”的问题，使土地法律既具有强制力，又具有道德感召力，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工具，也为中国古代“礼法合一”的法律传统奠定了基础。

（二）核心价值：制度稳定与社会发展的双重保障

《唐律疏议·户婚律》土地所有权条款的核心价值，在于实现了“制度稳定”与“社会发展”的双重保障。从制度稳定来看，法律通过严格保护土地权属，维护了均田制的实施基础，避免了因土地兼并、权属纠纷导致的社会动荡；通过约束公权力侵权，强化了官民关系的和谐，增强了百姓对国家制度的信任；通过“礼法融合”的规则设计，使土地制度既符合国家治理需求，又契合百姓的道德认知，形成了“制度认同—自觉遵守—秩序稳定”的良性循环。

从社会发展来看，法律通过“荒田减一等”的规则鼓励荒地开发，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通过允许永业田有限交易，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需求，实现了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通过“以籍定税”的联动逻辑，保障了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为唐代的经济繁荣与文化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这种“稳定与发展并重”的制度设计，体现了唐代统治者的治理智慧，也是“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出现的重要制度保障。

（三）现代启示：传统土地制度对当代物权保护的借鉴意义

唐代土地所有权制度虽处于封建时代，但其蕴含的“产权清晰、权责对等、礼法兼顾”的核心思想，对当代物权保护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产权保护的角度来看，唐代“土地权属以登记为准”的原则，与现代《民法典》第209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则一脉相承，均强调“登记是产权确认的核心依据”，这为当代不动产登记制度提供了历史借鉴；唐代“公权力不得侵夺私权”的规则，与现代“公权力受法律约束”的法治原则相通，对当代规范公权力行为、保护私人财产权具有启示意义。

从礼法融合的角度来看，唐代将道德伦理融入法律规则的做法，对当代“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理理念具有借鉴价值。当代物权保护不仅需要依靠法律的强制力，还需要依托社会道德的约束力，通过将“公平”“诚信”等道德理念融入物权法律规则，既能增强法律的社会认同度，又能引导社会形成“尊重产权、诚信交易”的良好风尚。

从制度联动的角度来看，唐代土地制度与均田制、赋税制度的联动逻辑，对当代“产权保护与经济治理联动”具有启示意义。以某省自然资源厅与税务局联合推行的“不动产登记税收一体化”制度为例：该制度要求，不动产交易时需先完成权属核查（对应唐代“土地确权”），通过不动产登记系统调取土地权属、面积、交易历史等信息，税务部门依据登记信息自动核算契税、个人所得税（对应唐代“以籍定税”）；若发现交易地块存在权属争议（如虚假产权证明、越界登记），则暂停交易与税收征收，移交自然资源部门核查处理（对应唐代“先确权后交易”“侵权追责优先”）。2023年该省处理的“某小区业主违规交易公共绿地案”中，因交易地块实为业主共有（类似唐代“公田”），登记部门驳回交易申请，税务部门不予开票，同步追究当事人“妄认公田”的民事责任，其处理逻辑与唐代“妄认公私田”追责、禁止非法交易的规则一脉相承，直观体现了传统制度联动逻辑的当代传承。 当代物权保护应与土地制度、税收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形成协同，通过产权保护稳定市场预期，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实现“产权保护—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良性循环，这与唐代“土地保护—农业发展—国家繁荣”的联动逻辑本质上是一致的。

综上，《唐律疏议·户婚律》中的土地所有权条款，以三条核心律文构建了“公私并重、权责清晰”的产权保护体系，以儒家伦理为底层支撑实现了“礼法合一”的规则设计，通过与古制传承、国家治理、赋税制度的跨领域联动，成为维护唐代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其蕴含的产权保护思想、礼法融合理念与制度联动逻辑，不仅在中国古代法律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更为当代物权保护制度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