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案例佐证（1/2）

——司法审判中的制度执行与权益保障

军功授田制度并非停留在律法条文的纸面表述，其生命力恰恰体现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秦国自商鞅变法后，形成了一套以“秦简文书”为核心的司法记录体系，这些出土于不同地域的简牍案卷，如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中的秦代判例、里耶秦简中的行政司法文书、睡虎地秦简的相关律文注解等，共同还原了军功授田制度在司法审判中的执行细节。从军功爵者的受田资格认定、田亩数量争议，到授田被侵夺后的司法救济，再到军功传承中的权益分割，每一类案例都清晰展现了秦国“以法护田、以律保爵”的治理逻辑，也印证了军功授田作为“耕战体系”核心支撑的制度刚性。

一、受田资格争议案：军功档案与司法核验的双重确认

秦国军功授田的核心前提是“军功属实、爵级明确”，因此司法实践中最常见的案例类型，便是对军功爵者受田资格的争议审理。这类案件的核心矛盾集中在“当事人是否具备对应爵级的军功”“军功档案记录与实际申报是否一致”两大焦点，而司法裁判的关键则在于对“军功档案”与“户籍田籍”的双重核验。

里耶秦简（湖南龙山里耶古城出土）编号为8-1519的简牍，完整记录了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迁陵县一桩“公士诉县廷否认其受田资格”的案件。案件当事人为某里士五（伍）甲，自称在“攻燕之战”中斩获敌军首级1颗，依《军爵律》应晋爵为公士并受田1顷、宅1处，但县廷以“军功档案无记录”为由拒绝授田，甲遂赴县廷起诉。

从简牍记载的审理流程来看，县廷对此案的处理严格遵循“档案核验优先”的原则：第一步，由县廷“主爵吏”调取郡级存储的“军功簿”，该簿册详细记录了各军阵的军功斩获情况，包括士兵姓名、所属部队、斩获首级数量及核验官员签字，结果显示“甲所属部队确有同名士兵斩获首级1颗，但籍贯标注为‘南阳郡某县’，与迁陵甲籍贯不符”；第二步，县廷传召甲的原部队战友乙（已退伍归乡，爵级为公士）作证，乙称“甲确在攻燕时随队作战，但斩获首级后未及时上报，由队率代为登记时误写籍贯”；第三步，主爵吏与“田官”联合核查甲的“徙徙籍”（迁徙户籍），发现甲确于战后从南阳郡迁来迁陵，户籍档案中注明“曾从军，待核军功”；第四步，县廷向南阳郡发送“邮书”（官方文书）请求协查，南阳郡回函确认“该军功记录确为籍贯登记错误，甲实为军功获得者，已补正档案”。最终，迁陵县廷依据补正后的军功档案、证人证言及户籍佐证，判决“确认甲为公士爵级，限30日内完成1顷田、1处宅的划拨，由田官负责划定田界并登记入田籍”。

无独有偶，睡虎地秦简《封诊式》的“覆（复审）”类文书中，也记载了一桩类似的“上造爵受田资格争议案”。当事人丙原为普通士兵，在“攻楚之战”中参与攻破敌城，按律应晋爵为上造（二级爵），受田2顷。但因其在战后负伤退伍，未及时办理军功申报手续，待其归家后向本地县廷申请授田时，县廷以“无战时即时申报记录”为由驳回。丙不服，向郡廷提起上诉，郡廷指令原县廷进行复审。复审过程中，司法官吏调取了丙所属部队的“战报记录”与“伤亡士兵名册”，战报明确记载“丙所在队列参与破城，战功属实”，伤亡名册则标注“丙因伤退伍，军功待报”，同时传召当时的队率丁作证，丁证实“丙确有战功，因重伤未及办理手续”。据此，郡廷裁定“县廷驳回理由不成立，丙应获上造爵，按律授田2顷”，并对原县廷负责军功核验的官吏处以“赀一盾”（罚缴一面盾牌）的处罚，理由是“未全面核查档案，草率处理军功授田申请”。

这类案例的共性在于，秦国司法机关将“军功档案”视为认定受田资格的核心证据，档案包括郡级存储的“军功簿”、部队上报的“战报”、士兵的“伤亡与军功待报名册”等，形成了从战场记录到郡级存档的完整链条。同时，户籍、证人证言等作为辅助证据，确保了军功认定的准确性。从判决结果来看，无论是补正档案后授予田宅，还是对失职官吏的处罚，都体现了秦国对军功爵者受田资格的严格保护，也彰显了“军功不虚报、授田不遗漏”的制度底线——这一底线直接关系到士兵作战的积极性，是耕战体系得以维系的关键司法保障。

二、田亩数量短缺案：实地丈量与层级复核的权益救济

在确认军功爵者的受田资格后，田亩数量是否足额、土地质量是否符合标准，成为引发司法纠纷的另一大焦点。秦国《军爵律》明确规定“爵级对应田亩数量固定，上造受田2顷，簪袅3顷，不更4顷，以此类推”，且“授田需优先选择土质肥沃、水源便利之地”。因此，当军功爵者认为受田数量不足、土地质量不达标时，可通过司法途径申请救济，而司法裁判的核心环节则是“实地丈量”与“层级复核”。

张家山汉简《奏谳书》（1983年湖北江陵张家山出土）中收录了一桩秦代“簪袅诉县廷授田不足”的判例，该案发生于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虽属秦末案例，但完全遵循秦国司法程序。当事人为某县簪袅（三级爵）戊，按律应受田3顷，县廷实际划拨2.2顷，差额0.8顷，戊多次向县廷申诉无果后，直接赴郡廷起诉。

案卷记录显示，郡廷审理此案时采取了“三级核验”机制：首先，由郡廷派“都官”（中央派驻地方的监察官员）与县廷“田官”共同组成丈量组，携带“步尺”（丈量工具）赴戊的受田所在地，依据“方田法”（秦国土地丈量标准，1步=6尺，1亩=240平方步，1顷=100亩）进行实地丈量，确认实际受田面积为2.2顷，与戊的诉求一致，且所授田地中有0.3顷为“恶田”（土质贫瘠、易旱涝），不符合“优先授优田”的规定；其次，核验县廷的“田籍”与“授田文书”，发现县廷因“本地田亩紧张，将部分恶田充抵授田额度”，且未在授田文书中注明土地质量等级，属于“违规授田”；最后，传召县廷田官负责人己问话，己承认“因近期军功授田需求激增，优质田亩不足，遂以恶田充数，未按律上报郡廷”。

最终，郡廷依据《军爵律》“授田不足者，限期补足；以恶田充优田者，更换优质田并罚官吏赀二甲”的条款，作出判决：1. 县廷需在1个月内为戊补足0.8顷优质田，将原0.3顷恶田更换为等量优田；2. 对田官负责人己处以“赀二甲”（罚缴两副铠甲）的处罚；3. 责令县廷对近3年所有军功授田案例进行复核，发现类似问题立即整改。为确保判决执行，郡廷还指令“乡官”与“里典”（基层官吏）负责监督田亩划拨过程，并要求在完成后3日内将“新田籍”上报郡廷备案。

里耶秦简编号8-1103的简牍则记录了一桩“土地质量争议”案。当事人为公士庚，受田1顷后发现其中0.2顷田地“无水源灌溉，无法耕作”，向县廷申请更换。县廷受理后，先由田官对该地块进行“土质与水利核验”，确认“该田为‘旱田’，无天然水源，且无法引渠灌溉，不符合授田标准”；随后查阅“授田档案”，发现县廷在划拨时未标注“旱田”属性，属于“履职疏漏”。最终判决“县廷为庚更换0.2顷有水灌溉的良田，原旱田收归县廷公田，对负责授田划拨的小吏处以‘赀一甲’的处罚”。

这类案例反映出秦国对军功授田“数量足额、质量达标”的双重要求，司法机关通过“实地丈量+档案核验+官吏问责”的流程，为军功爵者的土地权益提供了刚性救济。值得注意的是，判决中不仅要求补足田亩、更换优质土地，还会对失职官吏进行处罚，这种“对事处理与对人问责”相结合的方式，有效遏制了基层官吏在授田过程中的违规操作，确保了军功授田制度在执行层面的公正性。

三、授田侵夺纠纷案：刑律惩戒与权益恢复的双重保障

军功爵者的授田一旦登记入籍，便受法律严格保护，任何侵夺、盗窃、买卖军功授田的行为，都将面临严厉的刑律制裁。秦国司法实践中，这类“授田侵夺案”主要包括“平民侵夺军功田”“官吏违规侵占军功田”“军功爵者之间的田界纠纷”三类，司法裁判的核心原则是“全额返还侵夺田亩+从重处罚侵夺者”，以彰显对军功授田的特殊保护。

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中，通过“律文注解+案例举例”的形式，记录了多桩“平民侵夺军功田”的司法处理方式。其中一例为：“士五（伍）乙盗耕公士丙的军功田3亩，如何论处？答曰：按‘盗田律’，盗耕军功田者，亩笞五十，过亩加一等，罪止耐为隶臣。乙盗耕3亩，笞一百五十，返还田亩并赔偿当季收成。”这一案例明确了“盗耕军功田”的量刑标准——相较于普通盗耕田“亩笞三十”的处罚，军功田的盗耕处罚幅度提升近一倍，体现了“军功田优于普通私田”的法律保护层级。

里耶秦简编号9-2288的简牍，记录了秦王政二十二年（公元前225年）某县“小吏侵夺上造军功田”的案件。当事人为上造辛，其受田2顷中的0.5顷，被本县负责田亩登记的小吏壬“以划错田界为由”侵占，用于自家耕作。辛多次向县廷申诉，壬凭借职权压制，辛遂通过“上计”（地方向中央汇报政绩的渠道）向郡廷举报。郡廷立即派“监御史”（中央监察官员）赴县调查，通过核对辛的“田籍”“军功爵证”与壬的“私田登记”，确认壬“故意挪动田界石，侵占军功田0.5顷”，且“多次收受辛的申诉材料却拒不处理”，属“渎职侵夺”。

依据《军爵律》“官吏侵夺军功爵者田宅，罪加一等，罢官流放”及《置吏律》“渎职压制申诉者，赀二甲并夺官”的条款，郡廷作出判决：1. 壬立即返还0.5顷军功田给辛，赔偿辛两年的田亩收成（共计粟20石）；2. 罢免壬的官职，流放至边郡戍边；3. 对县廷负责监督官吏的“丞”处以“赀一甲”的处罚，理由是“监管不力，纵容下属侵夺军功田”。为防止壬转移财产，郡廷还同步下达“封守令”，查封了壬的私田与宅舍，待其履行赔偿义务后才解除查封。

此外，军功爵者之间因田界划分引发的纠纷，也是司法处理的重要内容。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中的秦代判例记载了一桩“簪袅与不更的军功田田界争议案”：簪袅癸与不更子的受田相邻，癸称子“挪动田界石，侵占其0.1顷军功田”，子则辩称“田界为原划拨时所定，癸恶意诬陷”。县廷审理时，采取了“三重证据核验”：一是调取当初的“授田划界记录”，明确标注了两户田界的具体位置（以“老槐树”为界标）；二是传召当时负责划界的里典与邻人作证，均证实“原田界以老槐树为界，现界石偏离槐树0.5步，系子私自挪动”；三是实地丈量两户田地，确认子的实际田亩超出应受额度0.1顷。最终判决“子返还0.5顷军功田给癸，将界石迁回原位，处以‘笞五十’的处罚”，同时要求里典“重新立界并签字确认，上报田官存档”。

这类案例清晰展现了秦国对军功授田侵夺行为的“零容忍”态度：无论是平民盗耕，还是官吏利用职权侵占，司法机关均以“全额返还+从重处罚”为裁判标准，且对官吏的渎职侵夺行为处罚更重，体现了“依法治吏”与“保护军功权益”的双重逻辑。这种严厉的司法惩戒，从根本上遏制了对军功授田的侵夺行为，确保了军功爵者“有爵有田、有田有产”的核心利益，进而巩固了秦国“军功激励—授田保障—耕战结合”的制度闭环。

四、军功传承纠纷案：爵级继承与田宅分割的律法边界

军功授田的权益不仅及于军功爵者本人，还涉及传承环节的田宅分割与继承，这类案件的核心矛盾在于“军功爵的继承资格认定”与“授田的分割方式”，司法裁判的依据则是《军爵律》《置后律》（继承律法）中关于军功传承的明确规定。秦国律法规定“军功爵可由嫡长子继承，无嫡长子则由庶子、兄弟等顺位继承，继承爵级降一级，对应授田田亩按继承爵级调整”，这一规则在司法实践中形成了清晰的裁判标准。

张家山汉简《奏谳书》编号为18的秦代判例，记录了秦始皇帝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某郡一桩“军功爵继承与授田分割”案。当事人为已故不更（四级爵）丑的家属：丑在“攻赵之战”中获不更爵，受田4顷、宅4处，后因病去世，其嫡长子寅（16岁）主张继承全部爵级与田宅，而庶子卯（14岁）则主张“均分田宅”，双方争执不下，由乡官上报县廷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