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章 另辟蹊径（2/2）

学术光环与名誉头衔：分析孙老以及其派系内某些官员，是否在学术背景薄弱的情况下，异常顺利地被知名学府授予荣誉博士、客座教授等头衔；或者其着述是否由特定出版社不计成本地出版、推广并获大奖。

境外隐秘服务：通过国际协作（更为艰难），尝试调查吴天佑的海外资金，是否用于支付某些针对特定人物的、极其昂贵的境外“服务”，如安排其子女进入特定圈子、提供顶级安保咨询、甚至进行某种形式的政治游说和形象包装。

这条路径的调查异常艰难，如同在蛛网上寻找露珠的痕迹。但并非毫无收获。周海洋团队发现，吴天佑控制的一个离岸基金，曾连续数年向瑞士一家极其私密的、专门为顶级富豪提供“生活品质管理与传承规划”的机构支付大额费用。而该机构服务的客户名单高度保密，但其服务范围，恰好涵盖了高端医疗、子女教育、艺术品投资与保管等。这是一个可能的输送管道，但需要更高级别的国际司法协作才可能窥其一二。

林寒提出了一个更为逆向思维的视角：不仅关注孙老的成功，也审视孙老曾经遭遇的“失败”和其行为中看似存在的“约束”。一个拥有“大先生”级别保护伞的人，为何在某些领域也会碰壁？其贪腐和行为为何没有完全失控？这背后，可能恰恰反映了“大先生”的存在及其权力边界和利益考量。

他们重新审视了孙老仕途中几次未能如愿的晋升、几个未能得手的项目。发现这些“失败”往往发生在以下情况：

- 与当时国家核心战略或主流政策方向明显背离时。

- 触及到其他实力相当或背景深厚的派系核心利益时。

- 其行为可能引发难以控制的舆论海啸或系统性风险时。

“这暗示，‘大先生’并非全知全能，他也在权衡，在规避风险。”林寒分析道，“他的庇护是有条件的，孙老必须在其划定的‘安全区’内活动，一旦越界，就可能被暂时压制甚至抛弃。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孙老早期需要借助‘7·15’这类案件来立威和清除障碍，因为‘大先生’不会直接为他做这些脏活，只会在他自身行为‘合规’（在扭曲的规则内）的前提下，提供关键助力。”

通过对这些“失败”和“约束”的分析，侧写出“大先生”可能的权力边界、行事风格和风险偏好——他极其谨慎，善于利用规则，注重长远布局，不会轻易涉足过于明显或高风险的非法操作。

在行为模式和利益输送分析的同时，对人的寻找也并未停止。除了已知的王铁山、钱卫东，分析小组开始寻找那些可能因年代久远、地位边缘而被忽视的“历史见证者”。他们重新梳理了“7·15”案、新城规划案、国企改制案等所有关联事件的参与者名单，包括已退休的官员、被调离的经办人、当时的媒体报道者、甚至相关的专家学者。

这个过程如同考古发掘，耐心而细致。他们找到了一位当年参与新城规划论证、因坚持不同意见而后来被边缘化的老专家；找到了那位在国企改制前被突然调离的原国资监管负责人（现已退休返乡）；找到了一名当年曾追踪报道“7·15”案、但因压力未能深入下去的资深记者。

与这些人的交谈需要极高的技巧和极大的耐心。他们大多心存顾虑，言辞谨慎。但在专案组展现出足够的决心、并提供了部分已核实的信息后，一些人开始松口。他们提供的碎片化信息，拼凑起来，共同指向了一个模糊但确实存在的、在孙老背后若隐若现的“更高意志”。

那位被调离的国资监管负责人甚至隐晦地提到，当年调动他的指令，并非来自直接上级，而是来自“省里某位主要领导的秘书打招呼，但感觉……那秘书背后还有人。”

另辟蹊径，虽步履维艰，却非徒劳无功。行为模式、雅贿渠道、失败分析、历史见证……多条看似迂回的线索，如同无数条纤细的溪流，开始朝着同一个方向悄然汇聚。

虽然“大先生”的真实身份依旧隐藏在重重的迷雾之后，但其存在的轮廓、其权力的印记、其运作的规律，正被一点点地勾勒出来。猎手已经改变了策略，不再急于冲向显而易见的猎物，而是开始耐心地编织一张更大、更无形、也更致命的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