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谈判博弈（1/2）

省纪委办案基地，讯问室。这里的空气仿佛都凝结成了冰块，带着一种无形的、沉重的压力。郑国锋亲自坐镇，林寒作为“4·15”专案组原组长、对云川层面情况最熟悉的核心成员，被特别指定参与对宋维民的关键讯问。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审讯，更是一场精心布局的心理战和意志较量，一场不见硝烟却刀光剑影的谈判博弈。

宋维民坐在专用的讯问椅上，依旧穿着被带走时那身笔挺的深色西装，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他没有像一些落马官员那样颓唐丧气，反而腰杆挺直，脸上带着一种混合着倨傲、冷漠以及隐隐愤怒的神情。他的目光扫过郑国锋和林寒，最后定格在郑国锋身上，嘴角甚至牵起一丝若有若无的、带着讥诮的弧度。

“郑书记，劳您大驾，亲自来审我这个小案子？”宋维民率先开口，声音平稳，带着久居上位的腔调，试图在气势上抢占先机。他刻意将震动临州的巨案轻描淡写为“小案子”，是一种典型的心理防御和蔑视。

郑国锋面色沉静如水，不受其干扰，按照既定策略，开门见山：“宋维民，你的问题，组织上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今天找你谈话，是给你一个主动交代、争取宽大处理的机会。希望你端正态度，认清形势，如实说明自己的问题，以及所知道的其他人的问题。”

“我的问题？”宋维民嗤笑一声，双手一摊，动作略显夸张，“我宋维民为临州的发展，兢兢业业几十年，不敢说有多大功劳，但至少是问心无愧！我不知道郑书记所谓的‘充分证据’指的是什么？是一些别有用心之人的诬告陷害，还是某些人为了政治斗争需要而罗织的罪名？”

他直接将问题定性为“诬告”和“政治斗争”，试图混淆视听，将水搅浑。这是高阶官员对抗调查时常用的策略之一。

“宋维民！”郑国锋的声音陡然严厉，目光如电，“收起你这一套！这里是省纪委办案点，不是你的市委会议室！我们讲的是事实，是证据，是党纪国法！你和你弟弟宋黎明，通过昌隆投资，进行权钱交易、利益输送，贪污受贿，滥用职权，铁证如山！你以为你还能抵赖得了吗？”

郑国锋的突然强势，让宋维民的眼神闪烁了一下，但他迅速恢复了镇定：“证据？什么证据？沈弘那个叛徒偷出来的所谓账本？还是那些经过剪辑处理的录音？郑书记，您是老纪检了，应该知道，这种来源不清、真伪难辨的东西，在法律上有多大效力？至于我弟弟宋黎明，他是商人，他的企业经营行为，我从不干涉，更不清楚。如果他有违法行为，自然有法律制裁他，这与我有何相干？”

他开始切割，试图将自己与宋黎明的具体犯罪行为剥离，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这是博弈的第二步，断尾求生。

一直沉默观察的林寒，此时开口了。他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穿透人心的冷静和事实的力量：“宋副书记，既然你提到证据的真伪和效力，那我们不妨先回顾几个细节，看看是否与你‘从不干涉’的说法相符。”

林寒没有急于抛出最核心的录音，而是从一些看似外围、却难以辩驳的环节入手。

“x年x月x日，临州新区那块编号b-17的商业用地，底价评估为每亩120万，最终昌隆投资以每亩80万的超低价格拿下。在土地出让委员会上，是你，宋维民同志，力排众议，强调要‘支持本地重点企业发展’，‘算大账不算小账’，强行推动通过的。这件事，土地出让记录、会议纪要、以及当时与会人员的证言，都可以证实。你能解释一下，你为什么如此‘支持’昌隆投资吗？这背后，昌隆投资又给了你什么‘回报’？”

宋维民眉头微皱，显然没料到林寒会从这个相对“程序合规”的事件切入，他沉吟了一下，辩解道：“那是从临州发展大局考虑，引进优质企业，适当给予政策优惠，是常见的招商手段。这能说明什么？”

“优质企业？”林寒立刻抓住他的话柄，翻开一份文件，“根据工商和税务记录，昌隆投资在拿下该地块前三年，年均纳税不足百万，且多次因违规经营被处罚。这样的企业，算得上优质吗？而且，据我们调查，你所说的‘政策优惠’并未经过法定程序集体研究，是你个人强行批示。更重要的是，这块地皮昌隆投资拿到手后，并未进行任何开发，半年后转手倒卖，净赚超过两个亿！这笔巨额利润，最终又流向了哪里？需要我提醒你，你儿子在海外账户上突然增加的那笔巨款，时间点正好与此吻合吗？”

林寒语速平稳，逻辑清晰，每一个问题都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剥开宋维民试图包裹的华丽外衣，露出里面丑陋的真实。他引用的数据具体而微，指向明确，让宋维民无法再以“大局”之类的空泛理由搪塞。

宋维民的脸色微微发白，呼吸略显急促。他意识到，对方做的功课远比他想象的还要扎实。他试图保持镇定，但眼神中的一丝慌乱已经难以完全掩饰。“这些都是你们的猜测和臆断！我儿子的资金是他自己在海外合法投资所得，与临州的事情没有任何关系！”

“是吗？”林寒步步紧逼，又抛出一个问题，“那么，x年x月x日，你以市委副书记身份，带队赴欧洲考察城市建设。代表团名单里原本没有宋黎明，当他为何与你同机抵达？在德国期间，你下榻的酒店房间，深夜有不明身份女子进入，停留超过两小时，这件事你又如何解释？我们这里有酒店的监控录像（虽然模糊，但能辨认轮廓和进入时间），以及同代表团其他成员（已被秘密谈话）的旁证。这仅仅是生活作风问题吗？据那名女子后来向中间人透露，她是受宋黎明指派，前去‘汇报工作’的，并且留下了一个装有十万欧元的‘资料袋’。”

林寒将权、钱、色交织的细节赤裸裸地摊开，虽然点到为止，但蕴含的信息量巨大，极具冲击力。这不再是空泛的指控，而是带着时间、地点、人物和具体情节的“故事”，让宋维民难以辩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