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2章 一篇文章引发的“地震”（1/2）

2000年3月28日，周二清晨七点。

深圳华为总部董事会议室外的走廊里，八个秘书几乎同时抵达，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份相同的文件——《智能网络优化事业部战略规划部年度报告（2000-2002）》。文件封面是深蓝色，右上角印着“绝密”字样，共计八十八页。

八份报告，将被送到八位董事的办公桌上。但在送到之前，它们经历了不同的命运：

任正非的秘书小刘拿着报告，在任总办公室门口犹豫了三秒——任总昨晚批文件到凌晨三点，现在才睡了四个小时。她轻轻推开门，把报告放在办公桌正中央，用镇纸压好，确保任总醒来第一眼就能看到。

孙亚芳的秘书直接把报告送到了她家里——孙总有个习惯，重要文件在家里的书房看，那里安静。秘书把报告放在书桌上时，孙总正在吃早餐，看了一眼封面，点点头：“知道了，上午十点前我会看完。”

徐直军的秘书就没那么幸运了——徐总正在研发大楼里开技术评审会，听说报告来了，直接让秘书送进会议室。于是，在讨论基站芯片设计的会议上，徐直军一边听工程师汇报，一边翻开了战略报告。

郭平的秘书把报告放在财务部办公室，郭总正在看季度报表，头也不抬：“放着吧，等我算完这笔账。”

其他几位董事的秘书，也都各显神通，确保报告在董事会开始前送到董事手中。

而这份报告的起草者林辰，此刻正站在董事会议室隔壁的小休息室里，盯着墙上的时钟。

他今天特意穿了那套深灰色西装——苏晚晴说这套显得稳重——但领带已经松了第三次了。

“林总，喝点水。”行政部的小姑娘端来一杯茶，眼神里满是崇拜——整个华为都知道，这个二十五岁的年轻人，不仅管着一千人的事业部，还刚成立了战略规划部，现在要在董事会上做报告。

“谢谢。”林辰接过茶杯，手很稳。他想起六个月前在广州，第一次向移动领导汇报时的紧张；想起三个月前在上海，面对沈建国刁难时的镇定；想起一个月前在这里，第一次向董事会汇报战略规划时的忐忑。

现在，他依然会紧张，但紧张的不是“能不能讲好”，是“能不能说服”。今天的董事会，不只是汇报，是辩论，是交锋。他已经从内部渠道得知，几位董事对他的报告有不同看法，甚至可以说是分歧严重。

八点五十分，董事们陆续抵达。

任正非第一个进来，手里拿着那份报告，封面已经被翻得卷边了，上面用红笔做了密密麻麻的批注。他看到林辰，点点头：“报告我看了三遍。有些观点，很大胆。”

“请任总指教。”林辰恭敬地说。

“不是我指教，是大家讨论。”任正非走进会议室。

孙亚芳第二个到，她穿着深色套装，表情严肃，报告拿在手里，但封面上很干净，没有批注——她习惯在心里记。

徐直军匆匆赶来，报告夹在腋下，边走边打电话：“……对，那个芯片的散热问题必须解决，我不管用什么方法……”

郭平最后到，手里除了报告，还拿着一个计算器——这是他的标志性道具。

八点五十五分，八位董事全部就座。林辰作为汇报人，坐在长桌末端的位置——不是正式董事，只是列席汇报。

“开始吧。”任正非说。

林辰站起来，走到投影幕布前。今天他没有用ppt，只带了一页提纲——任正非说过，重要的东西在心里，不在幻灯片上。

“各位董事，上午好。今天我要汇报的，是战略规划部成立后的第一份年度报告。报告的核心结论可以概括为三句话：

第一，通信行业的黄金时代即将结束；

第二，华为必须为‘冬天’做准备；

第三，我们的出路是转型和创新。”

开场很直接，甚至有点刺耳。会议室里气氛一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