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章 关键突破（2/2）

郑国平低下头，双手捂住脸。这个动作持续了足足一分钟，然后他抬起头，眼睛通红：“我要见林正声常委。”

“林常委在指挥部，现在不能见你。”李司长开口了，“郑国平同志，证据确凿，你抵赖不了。现在交代，算你主动坦白，可以从宽处理。”

“从宽处理？”郑国平苦笑，“我今年五十八岁，还有两年退休。现在交代，最多保住命，但要在监狱里度过余生。不交代，也许还有一线生机。”

“一线生机？”李司长严肃地说，“中央纪委亲自督办，省委全力支持，你觉得自己还有生机吗？郑国平，你是老政法，应该知道政策。主动交代、退赃退赔、检举揭发，这是你唯一的出路。”

郑国平闭上眼睛，深深吸了口气：“我需要时间考虑。”

“可以给你时间，但不会太长。”李司长站起身，“今天下午，我们要听到你的态度。清越，你陪郑国平同志聊聊。”

李司长和记录员离开了，审讯室里只剩下苏清越和郑国平。

---

沉默在延续。郑国平靠在椅子上，闭着眼睛，像是在养神，又像是在思考。苏清越没有催促，只是静静坐着。

窗外的阳光渐渐升高，透过窗户照进来，在桌面上投下一片光斑。光斑里有细小的尘埃在飞舞，像是时间具象化的痕迹。

“苏清越同志，”郑国平忽然开口，声音很轻，“你相信报应吗？”

这个问题有些突然。苏清越想了想：“我相信法律。违法必究，犯罪必惩，这是法治的应有之义。”

“法律……”郑国平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我干了一辈子政法工作，制定过法律，解释过法律，执行过法律。我以为我懂法律。但现在看来，我不懂。”

他转过头，看着苏清越：“你知道我最开始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吗？1985年，我从政法大学毕业，分配到县法院。那时候，我一个月工资四十二块五，住的是集体宿舍，吃的是食堂。但我很快乐，因为我觉得自己在做有意义的事——维护公平正义。”

他的眼神有些遥远：“我在基层干了十年，从书记员到审判员，从审判员到庭长。我办过很多案子，有刑事的，有民事的，有经济的。我见过因为几百块钱兄弟反目，见过因为一块宅基地邻里成仇，见过因为工伤赔偿妻离子散……那时候我想，法律真重要，能解决这么多矛盾。”

“后来呢？”苏清越问。

“后来我调到了县委办，然后到市委办，再到省委政法委。”郑国平的声音变得低沉，“职位越来越高，权力越来越大，但我离法律越来越远。我不再亲自办案，不再接触具体的当事人。我接触的是文件、会议、批示。我开始觉得，法律是一种工具，一种可以用来达成目的的工具。”

他停顿了一下：“第一次收钱，是在我当县委书记的时候。一个开发商，送了五万块钱，装在一个茶叶盒里。我推辞了，但他硬塞给我。那天晚上，我盯着那盒‘茶叶’看了很久，最后把它藏在了书柜后面。”

“为什么不退回去？”

“因为需要。”郑国平说，“我儿子要出国留学，需要钱；我想往上升，需要打点关系。那五万块钱，就像打开了一扇门。后来，第二笔、第三笔……越来越多，金额越来越大。从开始的忐忑不安，到后来的心安理得，再到后来的主动索取。人就是这样，一步一步滑下去的。”

他看向苏清越：“你说法律重要，但在我看来，权力更重要。有了权力，可以解释法律，可以变通法律，甚至可以超越法律。你看那些企业家，为什么给我送钱？因为他们需要我的权力。你看那些下属，为什么听我的话？因为他们敬畏我的权力。权力，才是这个世界的硬通货。”

这番话很直白，也很可悲。苏清越摇摇头：“郑国平同志，你错了。权力不是硬通货，民心才是。那些给你送钱的企业家，一旦你失势了，第一个抛弃你的就是他们。那些听你话的下属，一旦你出事了，第一个交代问题的也是他们。赵立民、郑明、吴天林……不都是这样吗？”

提到这些名字，郑国平的表情抽搐了一下。

“你以为你掌握了权力，实际上你被权力腐蚀了。”苏清越继续说，“你以为你在利用法律，实际上你践踏了法律。那些因为你而遭受不公的普通人，那些因为你而失去对法律信任的老百姓，他们不会忘记。”

“老百姓……”郑国平喃喃道，“我很久没想过老百姓了。在我这个位置，想的是领导，想的是同级，想的是下级。老百姓太远了，看不见，摸不着。”

“但老百姓看得见你。”苏清越说，“你每次收钱，可能就有一个家庭拿不到应有的补偿；你每次打招呼，可能就有一个冤案得不到纠正；你每次滥用权力，可能就有一个普通人失去对公平的信仰。这些，你都想过吗？”

郑国平沉默了。他重新闭上眼睛，但苏清越看到，他的眼角有泪光。

又过了许久，他重新开口：“如果我交代，能保住命吗？”

“法律有规定，主动交代、退赃退赔、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苏清越没有承诺具体结果，“但关键看你的态度和行动。”

“如果我检举揭发呢？我知道一些人的问题，可能比我还严重。”

“那要看检举的内容是否属实，是否有价值。”

郑国平深吸一口气，坐直身体：“我要纸和笔。我自己写。”

---

下午三点，郑国平交出了十二页的亲笔供述。

内容触目惊心：除了已经掌握的收受贿赂、为亲属谋利、干预司法等问题，他还交代了与其他五名厅级干部的利益往来，涉及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人事安排等多个领域。更关键的是，他供出了一个重要线索——某位省级领导在多年前的一起案件中，可能存在徇私枉法行为。

“这位领导已经退休了，但当年的事，我有证据。”郑国平说，“在我老家的保险柜里，有一个铁盒，里面是当年的案卷材料和录音。保险柜的钥匙，在我妻子那里。”

这个线索太重要了。苏清越立刻向指挥部汇报。

下午五点，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林正声常委看完郑国平的供述，表情异常严肃：“如果郑国平说的是真的，那么这个案子又要升级了。这位退休的省级领导，当年是分管政法的副省长，影响很大。”

“需要立即核实。”江枫书记说，“我建议兵分两路：一路去郑国平老家取证据；一路对郑国平供出的其他厅级干部，进行初步核实。”

“同意。”林正声点头，“苏清越，你带人去郑国平老家。李司长，你负责核实其他厅级干部的问题线索。注意保密，注意安全。”

“是。”

会议结束后，苏清越立刻组织人员出发。郑国平的老家在邻省，开车需要四个小时。她带了两名同志和两名技术人员，还联系了当地纪委监委协助。

晚上九点，车子驶入一个偏僻的小县城。按照郑国平提供的地址，他们找到了那栋老旧的居民楼。郑国平的妻子已经被接到省城，家里只有当地纪委监委的同志在看守。

保险柜在卧室的衣柜后面，很隐蔽。打开后，里面果然有一个铁盒。铁盒里是泛黄的案卷材料、几张老照片，还有一个老式录音带。

苏清越小心地翻看着那些材料。这是一起二十多年前的刑事案件，涉及当时县里的一家企业。案卷显示，这家企业涉嫌偷税漏税、非法经营，但最后不了了之。而这家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正是那位退休省级领导的亲戚。

录音带已经老化，但技术员用专业设备成功读取了内容。录音里是两个人的对话，一个年轻的声音是郑国平（当时是县法院的审判员），一个年长的声音是那位领导（当时是副县长）。

领导：“小郑啊，这个案子要慎重。那家企业是县里的纳税大户，解决了很多人就业。要综合考虑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郑国平：“可是他们涉嫌犯罪，证据确凿……”

领导：“证据是死的，人是活的。县里正在招商引资，需要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这个案子，可以适当从宽处理。”

录音不长，但意思很明确——干预司法，为亲属企业开脱。

铁证如山。

苏清越把证据小心封装，连夜赶回省城。路上，她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夜色，心里涌起复杂的情绪。

二十多年前的一个录音，可能改变很多人的命运。那位已经退休安享晚年的老领导，可能没想到，当年的一个电话，会在今天成为定罪的证据。

而这一切，都源于郑国平的关键突破。

回到省城时，已经是凌晨三点。但指挥部灯火通明，所有人都在等待。

苏清越把证据交给林正声常委。林常委看完后，只说了一句话：“上报中央。”

天快要亮了。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酝酿。

而苏清越知道，她的战斗，还远未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