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 民心之怒（1/2）

抢救室的灯还亮着。

苏清越站在走廊尽头，透过窗户看着外面沉沉的夜色。医院特有的消毒水味道混合着深夜的寒气，让她感觉太阳穴一阵阵发紧。身后传来压抑的啜泣声，是李梅和其他几个清水湾的老人在等待。

老陈打来电话：“苏常委，查清楚了。今天下午去刘玉芬家的两个人，一个叫王强，是拆迁公司的工作人员，另一个叫刘文斌的儿子刘小军。”

“刘文斌的儿子？”苏清越握紧了手机。

“对，二十四岁，在评估公司挂职。我们调了小区监控，看到下午两点左右，两人开车到刘玉芬家楼下，手里拿着文件袋。在里面待了二十分钟，走的时候刘小军脸色很不好看。”

“说了什么内容？”

“正在找目击者，但刘玉芬家的对门邻居老太太说，听到他们在里面争吵。刘小军说什么‘评估价不可能改’‘你们再闹也没用’，王强还威胁说‘再上访就追究你们妨碍公务’。”

苏清越闭上眼睛。威胁，又是威胁。这些人以为手握权力就可以为所欲为，以为老百姓的忍耐没有底线。

“王强控制了吗？”

“已经找到人了，在他家里。他说是刘小军让他陪着去的，只是‘正常的工作沟通’。刘小军现在下落不明，手机关机。”

“把王强带到留置点，我回来亲自问。”苏清越挂断电话，深吸一口气，转身走向抢救室。

门开了，主治医生走出来，摘下口罩，脸色凝重。

“怎么样？”李梅等人立刻围上去。

医生摇摇头：“农药毒性太强，虽然洗了胃，但肝肾已经严重损伤，还引发了心脏衰竭。病人年纪大了，身体基础差，目前还在危险期，能不能挺过今晚很难说。”

走廊里响起一片哭声。一个老人捶着墙：“造孽啊！刘婶多好的人，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就这么被逼死了！”

苏清越走到医生面前：“需要转院吗？需要什么医疗资源？我们全力配合。”

“现在转院风险太大，只能先在这里维持。”医生看了看她，“你是家属？”

“我是区纪委的工作人员。”苏清越出示证件，“这个案子我们正在调查。请你们不惜一切代价抢救，所有费用我们来协调。”

医生点点头，重新进了抢救室。

苏清越转向老人们：“各位叔叔阿姨，刘阿姨的事，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但现在最重要的是救人。大家先回去休息，这里我安排人守着，有消息第一时间通知你们。”

“我们不回去！”一个老人激动地说，“我们要在这里等刘婶醒过来！我们要亲口告诉她，有人给她做主了！”

“对！我们不回去！”

看着这一张张苍老而倔强的脸，苏清越的眼眶忽然有些发酸。她想起了自己的爷爷奶奶，也是这样的年纪，也是这样固执而善良。

“好，那我们一起等。”她找了张长椅坐下。

李梅挨着她坐下，低声说：“苏常委，刘婶留了遗书，在她家里。要不要……”

“现在就去拿。”苏清越站起来，对值班的护士交代了几句，然后和李梅匆匆离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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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玉芬的家在清水湾安置小区12栋301室，就是苏清越上次来过的那个简陋的两居室。屋里还保持着白天的样子，桌上摆着没吃完的半碗面条，电视里播放着戏曲节目，音量开得很小。

遗书放在卧室的床头柜上，是用小学生作业本写的，字迹工整，一笔一画。

“我，刘玉芬，今年六十七岁。老伴走了三年，儿子在外地打工，一年回不来一次。我家的老房子七十二平米，拆迁时说补偿六十二万，最后只给了五十四万。少了八万块，我问了三年，没人给我解释。”

“今天评估公司的人来了，说我的房子就值五十四万，一分不会多给。我说墙上的裂缝是我自己补过的，他们说我胡说。我说要去找纪委，他们说纪委也是听领导的。”

“我活够了。老伴走的时候，我就该跟他一起走。这三年，我天天想那八万块钱，想得睡不着觉。那是我和老伴攒了一辈子的钱，是给儿子娶媳妇的钱。”

“我不恨谁，只恨自己命不好。但如果我死了能引起领导的重视，能让其他乡亲拿到该拿的钱，我就没白死。”

“最后说一句：苏清越同志，我相信你是好干部，但你一个人的力量太小了。这个世道，太难了。”

信的末尾，字迹有些颤抖，有几处被水滴晕开的痕迹，不知道是眼泪还是什么。

苏清越握着这薄薄的几页纸，感觉重若千斤。八万块钱，对某些人来说可能只是一顿饭、一次消费，但对刘玉芬来说，是一生的积蓄，是活着的希望，甚至是活下去的理由。

“苏常委，”李梅哽咽着，“刘婶这些年过得真的很苦。老伴生病花光了积蓄，儿子在工地打工挣得不多。这八万块对她来说，真的就是命啊。”

苏清越没有回答。她把遗书小心地装进证据袋，然后开始在屋里仔细查看。

卧室的衣柜里，衣服不多，都是穿了多年的旧衣服。抽屉里有一些票据：医院缴费单、药费清单、水电费账单……最下面压着一个牛皮纸袋。

她打开纸袋，里面是一沓厚厚的材料。有房产证复印件、评估报告、补偿协议、银行转账凭证，还有十几张手写的计算稿。每一张稿纸上都密密麻麻写满了数字，旁边用红笔标注着疑问和对比数据。

翻到最后一页，是一张名单。上面列着二十多户人家的姓名、地址、房屋面积、评估价、实际补偿金额、差额。刘玉芬的名字在第一个，差额八万元。其他人的差额从三万到十几万不等，总额达到了惊人的二百三十七万元。

这显然不是刘玉芬一个人统计的。苏清越看向李梅：“这个名单，是谁整理的？”

李梅犹豫了一下：“是……是我们几个老人一起整理的。刘婶牵头，我们一家家走访，一家家核对。本来想等整理完了，一起交给您。”

“为什么之前不给我？”

“怕给您添麻烦。”李梅低下头，“也怕……怕没用。之前我们找过信访局，找过住建局，还找过电视台。有的说研究研究，有的说符合政策，有的干脆不理。我们以为，纪委可能也一样……”

苏清越感到胸口一阵发闷。老百姓不是不愿意相信，是不敢再相信了。一次次的失望，一次次的推诿，已经耗尽了他们的信任。

“这个名单上的人，都愿意作证吗？”

“愿意！”李梅抬起头，眼里有了光，“只要您说查，我们都愿意作证！我们手里都有材料，都有证据！”

“好。”苏清越拿起手机，“你现在就联系名单上的人，明天上午九点，到区纪委监委信访接待室。把所有材料都带上，有多少带多少。”

“明天？这么急？”

“对，明天。”苏清越看向窗外，夜色深沉，“刘阿姨等不起了，大家也等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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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三点，苏清越回到留置点。

指挥室里，周维还在等她。桌上摆着两盒已经凉透的盒饭，还有厚厚一沓材料。

“刘玉芬怎么样？”周维问。

“还在抢救。”苏清越把遗书和名单放在桌上，“这是她留下的。还有这个，清水湾二十多户拆迁户的损失统计。”

周维快速浏览着，脸色越来越沉：“二百三十七万……这还只是二十多户。整个清水湾片区二百多户，如果都有问题……”

“总金额可能上千万。”苏清越接过话，“而且我怀疑，这不只是清水湾一个项目的问题。赵大勇在云湖做了这么多年，经手的项目十几个，如果每个项目都这么操作……”

她没有说完，但意思已经明了。这不是个案，是系统性的腐败。

“刘文斌带回来了吗？”她问。

“带回来了，正在审讯室。”周维指了指监控屏幕，“但嘴巴很硬，什么都不说。律师也来了，说是要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屏幕上，刘文斌坐在审讯椅上，跷着二郎腿，神情倨傲。他的律师正在和工作人员交涉，声音通过监控设备传出来：“我的当事人只是配合调查，不是犯罪嫌疑人。你们没有证据证明他涉嫌犯罪，无权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他有律师，张建国有律师，赵大勇跑之前肯定也咨询过律师。”苏清越冷笑，“这些人都很懂法，知道怎么钻法律的空子。”

“但法律终究是公正的。”周维说，“只要证据确凿，再厉害的律师也救不了他们。”

正说着，老陈敲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苏常委，笔迹鉴定结果出来了。王秀英出示的那张借条，书写时间不超过一个月，墨迹鉴定也证实了这一点。”

“也就是说，是事后伪造的。”

“对。而且技术科在借条上提取到了张建国的指纹，说明他知情甚至参与伪造。”

这算是一个突破。但如果只是伪造证据，最多是妨碍调查，还不是核心问题。

“刘文斌的儿子找到了吗？”苏清越问。

“还没有。但有个新发现。”老陈打开文件夹，“我们搜查刘文斌的办公室时，发现了一个隐藏的保险柜。里面有一本账本，记录了评估公司近五年的‘特殊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