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旧案新查（1/2）

云湖区纪委监委的案件管理系统里，信访编号为“云纪信〔2023〕001号”的线索已经沉睡了九个月。这是封匿名举报信，用打印纸打印，没有落款，寄信地址是“云湖区人民路邮局”。内容只有三行字：

“云湖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建国，在2019年旧城改造项目中，收受开发商好处，违规操作，造成国有资产损失。请纪委查实。”

没有具体证据，没有细节描述，信纸甚至有些皱巴。按照一般处理标准，这种“三无”举报信通常作暂存处理，或者转相关部门参考。但它偏偏出现在苏清越调阅历史信访件的第三天。

“这封信怎么一直没处理？”苏清越问张玉梅。

张玉梅看了看编号：“哦这个啊，去年四月收到的。当时委里开过会，认为线索太模糊，而且涉及的是2019年的旧事，过了这么久才举报，可信度不高。就决定暂存了。”

“张建国现在是什么情况？”

“还在街道办当副主任，分管城建。工作表现……据说一般，没出过大问题，但也没什么突出成绩。”张玉梅想了想，“怎么，你觉得有问题？”

苏清越盯着那三行字。2019年旧城改造——这个时间点让她想起自己参与过的一个案子。她调出内部办案系统，搜索关键词“云湖街道”“旧城改造”“2019”。

跳出来的第一个结果让她心里一紧：张建军诉云湖街道办事处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案。这是她到省高法后参与合议的第一个重大案件，原告是那个“张胖子”的食品厂，被告正是云湖街道办事处。

判决结果是确认街道办强制拆除程序违法，责令重新作出补偿决定。案件本身已经了结，但判决书里有一段话当时引起了她的注意：“被告在实施强制拆除过程中，未能提供完整的决策记录和审批文件……”

“玉梅姐，”苏清越抬起头，“这个张建国，2019年时在街道办是什么职务？”

张玉梅查了一下干部任免记录：“2018年到2021年，任城建办主任。旧城改造正好是他分管。”

城建办主任，分管旧城改造，而强制拆除的决策程序不完整……这中间有没有关联？

苏清越想起在省纪委时王主任说过的话：“纪检监察干部要有政治敏锐性，要从看似平常的线索中发现不平常的问题。”

她决定再深入查查。

第一步，调阅张建国的个人事项报告。这是纪检监察机关的常规监督手段，领导干部每年都要申报家庭房产、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

报告显示：张建国名下有一套120平米的商品房，购于2018年，总价180万，贷款100万。妻子是区医院护士，儿子在读大学。表面看一切正常。

但苏清越注意到一个细节：购房时间是2018年12月。而旧城改造项目启动是在2019年3月。

时间上有巧合，但不能说明问题。

第二步，查询相关企业信息。她通过市场监管系统，查找2019年参与云湖街道旧城改造的企业。名单很长，有开发商、建筑公司、评估机构、拆迁公司……她一个个筛选，看有没有和张建国有交集。

查到第七家时，她停了下来：东州市云湖拆迁服务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叫王秀兰，而张建国的妻子叫王秀梅。

姐妹？巧合？

她继续查这家公司的股东信息。除了王秀兰占股60%，还有两个自然人股东：李强占30%，赵明占10%。而李强这个名字，在张建国的个人事项报告“社会关系”一栏出现过：表弟。

线索开始连接起来了。

第三步，调取银行流水。这需要审批。苏清越写了一份《关于对有关问题线索进行初步核实的请示》，详细说明了发现的情况和疑点，报周维审批。

周维看完后，皱起眉头：“清越，这些关联确实可疑，但都还是间接证据。张建国毕竟是街道班子成员，启动核查需要慎重。”

“我明白。所以只是申请调取部分流水，主要是看2018到2019年期间，他及其亲属账户的大额资金往来。”

“范围呢？”

“三个账户：张建国本人、妻子王秀梅、表弟李强。时间范围：2018年10月到2019年6月。”

周维沉思片刻：“这个范围可以。但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要扩大影响。我批了。”

银行流水三天后拿到。苏清越一张张翻看，在2019年4月的记录中，发现了一笔异常：李强的账户收到一笔50万元的转账，汇款方正是云湖拆迁服务有限公司。备注是“咨询费”。

咨询费？拆迁公司给个人支付50万咨询费？

更可疑的是，十天之后，李强账户转出48万元，收款人是王秀梅。备注是“借款”。

借款？表弟给表嫂借款48万？

而在这之前一个月，张建国支付了购房首付款80万元。他申报的年收入是15万，妻子10万，家庭年收入25万。80万首付需要攒三年多，但他们2018年才购房，首付却一次性付清了。

资金链形成了：拆迁公司支付李强50万“咨询费”，李强转给王秀梅48万“借款”，张家用这笔钱支付了大部分首付。

苏清越把流水、企业信息、个人事项报告做成一张关系图。箭头、数字、时间点，清清楚楚。

“玉梅姐，你看。”她把关系图给张玉梅看。

张玉梅看完，倒吸一口凉气：“这……这是典型的‘影子股东’模式啊。张建国通过亲属代持，在拆迁公司有利益，然后利用职务便利，在旧城改造中为该公司谋利。”

“而且时间点对得上。”苏清越指着图，“2019年3月旧城改造启动，4月拆迁公司支付‘咨询费’，5月张家完成购房。这太巧合了。”

“但还缺关键一环。”张玉梅说，“要证明张建国确实为这家拆迁公司提供了便利。比如，在项目分配、拆迁补偿、手续审批等方面给予照顾。”

“这需要调阅当年的项目档案。”

“那得立案后才能调。”张玉梅提醒，“我们现在只是初步核实阶段，权限有限。”

苏清越明白这个道理。纪检监察工作程序严格，每一步都要有依据。现在线索虽然可疑，但还达不到立案标准。

她思考了一会儿：“能不能从外围入手？比如，查查这家拆迁公司当时承接了哪些业务，再看看这些业务中有没有异常。”

“可以。我认识住建局的朋友，能帮忙查查。”张玉梅说，“不过要低调。”

两天后，信息回来了。云湖拆迁服务有限公司在2019年旧城改造中，承接了三个片区的拆迁业务，总合同金额1200万元。而这三个片区，都是张建国当时分管负责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片区就是张胖子食品厂所在地。而这家食品厂的强制拆除，正是后来引发诉讼的导火索。

“玉梅姐，我想起个事。”苏清越说，“张胖子食品厂的拆迁补偿，最后是怎么定的？”

张玉梅查了一下：“好像是通过法院判决，补偿款提高了。具体多少我不清楚。”

“我记得。”苏清越调出当年的判决书，“法院判决街道办重新作出补偿决定，补偿标准参照市场价格。最后企业拿到了比原来多400多万元的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