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数据之争(1/2)
鑫旺化工案的鉴定报告在取样结束后的第三十二天送达省高法。
那天早晨下着小雨,秋雨绵绵,给东州市罩上了一层薄雾。苏清越刚到办公室,就看见赵明抱着三个厚厚的牛皮纸档案袋从走廊那头快步走来。档案袋上分别印着三家鉴定机构的名称,密封处还贴着封条。
“报告到了。”赵明冲她点点头,没有停留,径直走进了会议室。门关上时,苏清越听见里面传出低沉的讨论声。
她回到座位,心不在焉地翻着平台建设项目的调研方案。窗外的雨滴在玻璃上划出蜿蜒的水痕,像某种无声的焦虑。
十点钟,民四庭书记员小陈敲开了研究室的门:“苏法官,赵庭长请您过去一下。”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三个档案袋都打开了,桌上摊满了图表、数据和照片。赵明和另外两位合议庭法官都盯着电脑屏幕,表情凝重。
“小苏,坐。”赵明没抬头,“三家机构的报告都出来了,但结论……有差异。”
苏清越心里一紧:“什么差异?”
“省环科院的结论最严重。”赵明调出一张图,“他们评估的直接修复费用是八百五十万元,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三百二十万元,建议惩罚性赔偿按直接损失的一倍计算。”
“中国地质大学呢?”
“次之。直接修复费用七百二十万元,服务功能损失二百八十万元,建议惩罚性赔偿按直接损失的零点八倍计算。”
“北京中环呢?”
赵明沉默了几秒,才说:“直接修复费用四百六十万元,服务功能损失八十万元,认为惩罚性赔偿‘必要性不足’,建议不予支持。”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雨滴敲打窗户的声音格外清晰。
苏清越看着三组数据。差距太大了,最大的一组和最小的一组,直接修复费用相差近一倍,服务功能损失相差四倍。这已经不是误差范围,而是根本性的分歧。
“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她问。
“主要是三个问题。”一位合议庭法官开口,“第一,污染范围认定不同。省环科院认定污染扩散到了周边一千米范围,中环认为只有厂区周边三百米。第二,损害程度评估标准不同。地大采用农业部标准,中环采用他们自己的企业标准。第三,对未来影响的预估不同。环科院认为污染会持续影响至少十年,中环认为三年内可以自然恢复。”
苏清越想起李师傅说的那个被漏掉的水坑。如果最严重的污染点没取样,整个污染范围的评估就会失真。
“现场录像核对了没有?”她问。
“核对了。”赵明调出一段视频,“那个水坑确实存在,但中环的专家解释,那个点是‘历史遗留污染点’,不属于本案涉及的偷排行为造成的污染。”
“他们有证据证明吗?”
“有。”赵明点开另一份文件,“中环提供了鑫旺化工的历史环保档案,显示那个位置五年前发生过一次事故泄漏,已经处理过了。他们认为现在看到的污染是残留,不是新污染。”
苏清越仔细看那份档案。确实有记录,但处理意见写得很模糊:“已采取临时措施,待进一步处理”。而“进一步处理”的记录是空的。
“这个档案的真实性核实过吗?”
“合议庭会核实。”赵明说,“但现在的问题是,三份报告都有效力,我们采信哪一份?”
这才是关键。司法鉴定的困境往往在此:几个专家意见分歧,法官不是技术专家,很难判断谁对谁错。最终常常变成“各打五十大板”,取个折中值。
但环境损害不能折中。少算的每一分钱,都可能意味着修复不到位;轻判的每一次污染,都可能让企业觉得违法成本太低。
“能不能请三家机构的专家开个听证会?”苏清越提议,“当庭质证,让他们解释各自的依据和推理过程。”
赵明和其他两位法官交换了一下眼神。
“时间来不及了。”一位法官说,“审限只剩十五天。开听证会至少需要一周,还要给当事人质证时间。”
“那……”
“合议庭初步意见是,以两份结论接近的报告为准。”赵明说,“省环科院和地大的数据虽然也有差异,但还在合理范围内。中环的报告差异太大,如果没有特别充分的理由,可能不予采信。”
这可能是最现实的选择。但苏清越总觉得不安——如果中环的报告真的有问题,那背后是什么?仅仅是技术分歧,还是其他因素?
她想起周维的提醒,想起陈建军那些隐秘的关联。
“赵庭长,”她犹豫了一下,“关于中环那位专家的关联情况……”
“我知道。”赵明打断她,“合议会考虑这个因素。但仅仅有关联,不能直接否定报告。我们需要技术上的反驳理由。”
这就是程序的要求:你可以怀疑动机,但必须用技术证据说话。
下午,苏清越回到研究室,但心思完全不在平台建设项目上。她打开电脑,开始研究三家报告的技术细节。
她不是环境专家,但懂法律证据规则。一份鉴定报告要被采信,必须满足几个条件:主体适格、程序合法、方法科学、依据充分、结论明确。
她逐条核对。
主体适格,三家都满足。程序合法,取样过程有录像,样本流转有记录,实验室分析有原始数据。方法科学……这里就有问题了。
省环科院和地大都明确写明采用的评估方法是《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试行)》,这是国家推荐性标准。而中环的报告只写“依据行业通行做法”,没有列出具体标准。
依据充分性上,三家的差异更明显。省环科院附了三百多页的原始数据、计算公式、参考文献;地大附了两百多页;中环只有八十页,很多关键数据只有结论,没有过程。
她把这些发现整理成表格,标注出每份报告的薄弱点。做完时已经下午五点半,窗外天快黑了。
手机响了,是孙主任。
“小苏,来我办公室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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