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规则之上（2/2）

“他也在研究环境资源审判？”

“名义上是。实际上干什么，你慢慢观察吧。”周维拍拍她的肩，“上去吧，早点休息。”

回到宿舍，苏清越打开电脑，却没有马上工作。她想起周维的话，想起刘海洋这个人——研究室确实有这么个人，三十岁左右，不太说话，总是坐在角落。她来这两周，两人交流不超过五句。

她调出研究室的通讯录，找到刘海洋的信息：云湖区法院借调，在研究室负责“综合协调”。很模糊的表述。

第二天上班，她特意观察了刘海洋。他九点准时到，倒水，看报纸，十点开始工作，下午五点准时走。不参与具体研究，只做些文书整理和会议记录的工作。

中午食堂，她听见两个研究室的同事小声议论：

“……刘海洋那篇关于环境司法‘谦抑性’的文章，你看过没？”

“看了，完全是在为污染企业张目。说什么司法要‘服务大局’，不能‘机械司法’。”

“听说赵立民在云湖法院就这个风格。没想到把人弄到省高法来了。”

“小声点，人家舅舅是副院长……”

苏清越默默吃饭。她大概明白了——刘海洋在省高法的存在，可能代表某种声音，某种试图影响规则制定的力量。

下午，她继续修改条文建议稿。写到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时，她反复斟酌措辞：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承担惩罚性赔偿：（一）故意违法排放污染物或者破坏生态的；（二）经行政处罚后再次实施同类违法行为的；（三）伪造、隐匿、销毁证据的；（四）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

每一条都需要有实践依据，有法理支撑。她找来最高法的指导案例，逐一分析判决理由，提炼共性。

周五，孙主任召集研究室全体开会，讨论指南草案的修改情况。

轮到苏清越汇报时，她打开ppt：“关于惩罚性赔偿制度，我建议在指南中明确适用条件和计算方法。这是具体的条文草案……”

她讲了二十分钟，数据详实，论证严谨。讲完后，孙主任点点头：“不错。大家有什么意见？”

几个同事提了些技术性问题，苏清越一一解答。最后，刘海洋开口了：

“苏法官的提议很有建设性。不过我想问一个问题：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背景下，过于严格的惩罚性赔偿，会不会加重企业负担，影响营商环境？”

问题很“官方”，但指向明确。

苏清越平静回应：“刘法官的顾虑有道理。但环境司法不是要搞垮企业，而是要引导企业绿色发展。惩罚性赔偿针对的是恶意违法、屡教不改的行为，对守法企业没有影响。相反，如果违法成本太低，对守法企业反而是不公平竞争。”

“但实践中如何界定‘恶意’？”刘海洋追问，“很多污染是历史遗留问题，或者是技术限制造成的。一概而论是否合适？”

“所以需要细化标准。”苏清越调出另一页ppt，“我统计了近三年全省环境行政处罚案件，发现一个规律：超过80%的严重污染事件，企业都有能力治理但选择偷排。这说明不是‘能不能’的问题，是‘愿不愿’的问题。司法需要惩戒的就是这种‘不愿’。”

会议室里安静下来。孙主任敲敲桌子：“这个问题很有讨论价值。这样吧，小苏，你把今天的讨论整理一下，写个专题报告。下周一前给我。”

“好的。”

散会后，苏清越去茶水间倒水，刘海洋也跟了进来。

“苏法官，刚才会上我可能说得有点直，你别介意。”刘海洋笑着说，“我也是从基层来的，知道企业的难处。”

“理解。”苏清越简短回应。

“其实我们目标是一致的，都是想完善环境司法。”刘海洋话锋一转，“不过我听说，你在云湖法院办的那个鑫旺化工案，当事人上诉了？上诉状还引用了你的观点？”

苏清越心里一紧，表面不动声色：“是吗？我不清楚。”

“哦，我以为你知道。”刘海洋意味深长地看了她一眼，“这个案子现在挺受关注的。二审怎么判，可能会影响你正在制定的规则。”

说完，他端着杯子走了。

苏清越站在茶水间，握着水杯的手有些发凉。她意识到，自己制定的规则，和自己办过的案子，正在产生某种微妙的互动。而这种互动，可能被某些人利用。

回到座位，她打开鑫旺化工案的上诉状电子版——周维昨晚发给她了。果然，上诉理由第一条就引用了她论文中的观点：“惩罚性赔偿是遏制恶意污染的必要手段……”

她合上文件，闭上眼睛。

法律人的困境就在于此：你提出一个观点，它可能被支持者引用，也可能被反对者攻击；可能推动规则进步，也可能成为博弈的工具。但你无法控制这一切，只能坚持你认为正确的东西。

手机震动，是郑晓慧发来的信息：“听说你要去最高人民法院开会了？加油。记住：规则制定不是闭门造车，要听得进不同声音，但也要守住底线。”

她回复：“我会的。”

窗外，暮色渐浓。省高法大楼的灯火一层层亮起，像一座发光的塔。苏清越看着这座城市渐次点亮的万家灯火，忽然想起鑫旺化工厂旁边那些受污染的民居。

那些人可能永远不会知道，在省高法十七楼的一个小办公室里，有一个年轻法官正在为他们的权益制定规则。但他们生活的改变，可能就从这些规则的改变开始。

她重新打开文档，光标在闪烁。惩罚性赔偿条款的下面，她加了一段话：

“人民法院在确定惩罚性赔偿数额时，应当综合考虑以下因素：（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二）侵权行为的后果；（三）侵权人因侵权行为获得的利益；（四）侵权人的经济状况和赔偿能力；（五）受侵害生态环境的修复难度和周期；（六）侵权人事后采取修复措施的情况……”

一条条，一款款，都是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寻找平衡，在原则与灵活之间划定边界。

这很难。但正是这种难，让这份工作有了价值。

深夜十一点，她终于改完了建议稿的最后一段。保存，发送给孙主任。关电脑时，她看见屏幕上映出自己疲惫但明亮的眼睛。

北京之行，将是她职业生涯的又一个台阶。在那里，她将和全国最顶尖的环境法专家对话，将在最高人民法院的讲台上发出基层的声音。

她知道，前路不会平坦。有掌声，也会有质疑；有支持，也会有阻力。

但她已经准备好了。

因为这一次，她不再是单打独斗。她的身后，有云湖法院那些污染受害者的期盼，有全省环境资源法官的实践，有法律本身赋予的力量。

推开窗，夜风涌入，带着秋的凉意。远处城市的光影流转不息，像一条永不停歇的河。

而她要做的，就是在这条河流中，投下一颗石子。虽然微小，但泛起的涟漪，终将抵达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