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2章 院士期盼（2/2）

上个月去北京开学术会议，碰到斯坦福大学的华裔教授。江慕白转动着手中的铅笔，笔杆在指间转出精准的圆周，他实验室里有六个我的学生，都是近五年出去的。老者突然停顿，铅笔尖悬在半空，他们说回国最大的障碍不是待遇，是项目审批要盖十七个章。

这句话像枚钢钉，狠狠扎进我的心脏。他想起自己推动的最多跑一次改革，在科研项目审批环节始终难以突破。那些叠床架屋的审核流程，如同缠绕在创新藤蔓上的荆棘。

钟省长在产业升级动员会上说，要让创新活水奔涌。江慕白忽然站起身，走到窗边拉开厚重的窗帘。午后阳光倾泻而入，照亮了他白大褂上沾着的点点荧光剂痕迹，但活水需要渠道。老者指向楼下那排自行车棚，看到那辆掉漆的永久牌吗？我的第一台光谱仪，就是用它驮回来的。现在的年轻人，还愿意骑四十公里山路去搬运实验器材吗？

钟长河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只见一辆锈迹斑斑的老式自行车斜倚在梧桐树下，车筐里还放着个磨损的保温饭盒。那场景与周围现代化的实验楼形成刺眼的对比，却让他想起自己在乡镇工作时，骑着摩托车跑遍二十七个行政村的日夜。

这是去年的人才流失统计。江慕白递来一份泛黄的表格，红色曲线像陡峭的悬崖，量子通信团队三年走了五个骨干，平均年龄32岁。他忽然从抽屉里取出个褪色的铁皮饼干盒，倒出一堆泛黄的照片，这个，老者指着其中一张黑白照，86年我们在地下室建的第一个实验室，那时没经费，就用罐头瓶做反应容器。照片上的年轻人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蹲在简陋的仪器前，眼睛里却燃着比火焰更亮的光。

钟长河注意到照片角落的日历——正是国家提出863计划的那年。他想起自己书柜里那本泛黄的《科学的春天》，扉页上父亲留下的批注：科技是国之利器。

下个月有场国际学术会议。江慕白将照片仔细收回铁盒，我的学生们准备发布量子纠错码新成果，但需要配套的低温制冷设备，现在还卡在海关审批。老者忽然直视着我的眼睛，镜片后的目光不再是冰冷的手术刀，而像深潜器舷窗外的探照灯，钟省长，您在任市委书记时，敢拆百年钟楼建科创园。现在，敢不敢动一动那些捆住科学家手脚的绳索？

钟长河的心脏猛地一缩。他想起三年前那场争议——为保住明代钟楼，科创园规划被迫修改，导致重点项目延误半年。此刻老者眼中跳动的火焰，竟与当年拆迁户堵在政府门口时，自己内心的焦灼如此相似。

三天后给您答复。钟长河站起身，将那份签了字的芯片报告放在桌上，下周三上午九点，我在省政府会议室等您。他转身走向门口，忽然想起什么，回头补充道：关于人才公寓的规划，想请您看看图纸。

江慕白的嘴角似乎极轻微地动了一下，快得让人以为是光线错觉。当防火门缓缓合上时，钟长河听见身后传来铅笔划过纸张的沙沙声，这一次，那声音里似乎藏着某种久违的韵律。

走出实验楼时，暮色已浸透了整个校园。钟长河抬头望向三楼那扇亮着灯的窗户，老者的身影依然伫立在工作台前，像座守护着科技火种的灯塔。晚风拂过，带来远处图书馆闭馆的钟声，七声钟鸣过后，他听见自己胸腔里传来坚定的回响——那是改革者面对冰山时，破冰船引擎的轰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