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5章 抉择与代价（1/2）

杜衡那份沾着边塞风尘与困惑的报告，被快马送入逐鹿城典制馆时，正值午后。不到一个时辰，这份措辞恳切、如实记录云中屯区困境的文书副本，便已摆在了执政委员会各位成员的案头。暮春的阳光透过窗棂，却驱不散堂内随之而起的凝重与争论的灼热。

“杜衡所遇，绝非孤例！”陈方率先发难，年轻的脸上因激动而泛起红光，“这正是我们之前所担忧的——妥协必将导致旧势力反扑！条例草案给予地方旧势力太多空间，他们岂会甘心放弃特权？必须立刻修订，授权‘教导吏’与地方驻军，对敢于阻挠新政的豪强、马贼，予以坚决镇压，没收其全部田产，以儆效尤！同时，应派遣更多人手，加强宣讲，让新法理念直达每一个农户、每一个牧人！唯有雷霆手段，方能扫清障碍，树立新秩序！”

他的发言立刻得到了部分年轻官员的附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急于求成的焦躁。

“陈参事此言，看似痛快，实为莽撞！”一位在幽州边境任职多年、刚刚调回典制馆的中年官员陆明出言反驳，“云中之地，胡汉杂处，情况复杂，非内地可比。豪强势大，根深蒂固，且与郡县旧吏、甚至边军某些退隐将校有千丝万缕联系。若一味强硬镇压，恐激起大规模反抗，甚至引来外部势力（指曹魏或鲜卑）干预。届时烽烟四起，新政未立，边陲先乱，我等岂非成了罪人？”

潘濬抚须沉吟：“陆明所言，确是老成之见。治理新附，尤其是边地，确需审慎。然陈方之忧亦不无道理，若对旧势力步步退让，则新政形同虚设，‘玄鼎’之路何以拓展？”他看向徐庶，“元直，你在荆州时，曾助刘皇叔处理新野等地事务，可有高见？”

徐庶缓缓道：“昔日在荆州，立足未稳，确需笼络地方豪杰，以为羽翼。然‘玄鼎’今日之势与当年不同，我之路更与旧制迥异。笼络或可换一时安稳，却可能埋下长远祸根，使旧弊借壳还魂。然全面压制，亦如陆明所言，风险巨大。”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众人：“关键在于‘度’与‘序’。杜衡之失，或许在于试图同时推开所有新政，触动了太多人的利益，且未能有效区分对待。对于真心归附、愿意合作的旧有头面人物，是否可以给予一定出路？例如，承认其部分合法田产，吸纳其子弟入学堂、参军，将其纳入新秩序框架内，化阻力为助力？对于顽固抗拒、甚至勾结外敌者，则必须联合军方，予以坚决打击，但打击需精准，证据需确凿，以律法为武器，而非单纯军事剿灭。而对于广大普通民户、牧民，则需要更有耐心、更细致的工作，让他们看到新政带来的实际好处，而非仅仅听到口号。”

荀恽认真倾听着，这时补充道：“徐公所言甚是。杜衡报告中也提到，一些农户最初是愿意尝试新农具的，但受豪强威胁而退缩。这说明民心有基础，但缺乏保护和引导。在下以为，除了‘教导吏’，或可考虑组建由可靠本地人、退伍老兵组成的‘护农队’、‘护商队’，在推广新政、保护合作者方面提供支持，同时也是一种基层武力的存在，对不法之徒形成威慑。”

争论持续。李顺听得头大，嘟囔道：“这也不行，那也不对，忒麻烦！要俺说，就该调兵过去，先把那几个挑头的豪强寨子平了，剩下的自然老实！”

张明远始终没有打断争论，直到各方观点充分表达，堂内暂时安静下来，他才开口，声音平稳却带着决定性的力量：

“诸君之论，皆有其理。杜衡之困，暴露了条例草案之不足，也昭示了开拓新途之艰难。然艰难并非退缩之由，教训当为修正之鉴。”

他站起身，走到悬挂的巨幅地图前，指向云中及周边区域：

“对于新附地区，尤其是边地、民情复杂之地，不能一概而论，需分类施策，循序渐进，底线清晰，手腕灵活。”

他具体阐述：

“第一，修订条例。增加‘分类治理’条款。依据归附方式（自愿、战取）、地缘位置（边境、腹地）、民情成分（胡汉比例、豪强强弱）等，将新附地区分为‘甲’、‘乙’、‘丙’三类，施政重点与节奏各有不同。云中这类边地、豪强盘踞之地，可暂列为‘乙类’。

第二，‘乙类’地区策略调整。甲，对地方势力，采取‘拉打结合，分化瓦解’。立即由监察司、军方联合，对云中等地豪强进行秘密调查，区分可争取者与顽固者。对可争取者，可派员秘密接触，明确告知‘玄鼎’底线（废除人身依附、依法纳税、不得阻挠新政），承诺保障其合法财产与安全，并给予其家族子弟入学、入仕之平等机会。对查明之顽固首恶及马贼头目，由边军制定周密计划，择机进行快速、精准的清除行动，务必公开其罪行，以律法名义行事。

第三，基层建设。采纳荀恽之议，试点组建‘护民队’，人员从本地可靠农户、退伍军士及后续派遣人员中选拔，归当地行政长官及驻军双重指导，负责维护治安、保护新政推行、传递信息。

第四，加大对‘教导吏’的支持。增派熟悉边情、通晓胡语的吏员，携带更多实际物资（如优质粮种、廉价布匹、常用药物），以实惠争取普通民心。同时，在云中等‘乙类’区，可暂缓推行过于复杂的集体生产模式，重点先落实均田（分配官田荒地）、减赋、基础律法保护。

第五，授予杜衡等前线官吏在‘乙类’地区一定限度的临机处置权，但要求其重大决定需及时上报，并详细说明理由。”

这一番裁决，综合了各方意见，既坚持了根本原则（废除特权、推行新法），又充分考虑了现实复杂性，给出了更具操作性的路径。尤其是“分类施策”和“拉打结合”的思路，显得更为老练和务实。

陈方等人虽然觉得不够彻底，但也意识到全面强推确实风险巨大，勉强接受了这一调整方向。陆明等务实派则感到方案考虑周详，易于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