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8章 西亚病夫”的殖民地悲歌（1/2）

如果把19世纪的世界比作一个大型商业街，那奥斯曼帝国就是街尾那家“祖传百年老店”——门面看着还挺唬人（疆域横跨欧亚非），招牌上写着“帝国正品”，但走进一看，屋顶漏雨、货架积灰，掌柜的（苏丹）昏昏欲睡，伙计们（官员）忙着中饱私囊，一群穿着西装革履的“强盗”（欧洲列强）正围着柜台，一边假装挑东西，一边偷偷往口袋里塞宝贝，还互相嫌弃“你手伸得太长”“这个该归我”。

这时候的奥斯曼，早就不是当年那个打遍欧亚非的“哈里发帝国”了，欧洲人给它起了个扎心的外号——“西亚病夫”（sick man of europe）。所谓的“外国殖民地”，也不是它主动征服的海外领土，而是自己的“家产”被列强硬生生抢去，分成了一块块“势力范围”——简单说就是：这房子还是你的名字，但客厅归英国用，厨房归法国管，卧室被德国占了，连门口的小路都被俄国盯着，你自己只能在院子角落搭个棚子住，还得笑脸相迎各位“租客”。

今天咱们就扒一扒这段“老帝国被拆家”的搞笑又心酸的历史，全是课本没讲过的奇葩细节，保证老少皆宜，笑着笑着就懂了“落后就要挨打”的真谛（但绝不搞沉重说教，主打一个“边吐槽边涨知识”）。

一、先搞懂：奥斯曼为啥从“帝国一哥”变成“人人可欺”？

要聊它的“殖民地悲歌”，得先说说这帝国是怎么“生病”的。奥斯曼的衰落，堪称“祖传家业败光”的典型案例，总结起来就四个字：又懒又作。

冷知识1：奥斯曼帝国最牛的时候（16世纪），疆域从维也纳城下一直打到也门，地中海一半是它的舰队，商人想从欧亚贸易，都得给它交“过路费”。但到了18世纪，欧洲各国开始“搞工业革命”“搞改革”，相当于邻居们都在升级装备、学习新技能，奥斯曼却还在守着“老规矩”过日子——苏丹还是一言九鼎，官员靠世袭，军队用的还是几百年前的战术，农民还是刀耕火种。

举个栗子：欧洲已经开始造蒸汽机、修铁路、练近代军队的时候，奥斯曼的官员还在研究“怎么给苏丹的马车镶更多宝石”，军队的将军们还在比“谁的胡子更长、谁的帐篷更华丽”。有一次和俄国打仗，奥斯曼士兵居然拿着冷兵器冲向俄国的火器部队，结果可想而知——不是去打仗，是去送人头。

更搞笑的是，奥斯曼的“改革”永远是“半途而废”。比如19世纪初的“坦志麦特改革”，曾尝试废除腐朽的“包税制度”，想把收税权收归国家，但因为保守派官员和地方豪强反对（包税制度是他们的摇钱树），改革越改越走样，最后包税制度依然横行，普通百姓的负担反而更重；苏丹想搞近代军队，花大价钱从欧洲请了顾问，买了先进武器，但练了没几天，就因为保守派担心军队权力过大，把顾问赶走了，武器扔在仓库里生锈；想搞教育改革，建了几所新式学校，结果只允许贵族子弟上学，普通老百姓还是只能去宗教学校念经文，最后学校变成了“贵族子弟游乐场”。

冷知识2：奥斯曼的“财政系统”烂到离谱。国家的钱长期靠“包税制度”——苏丹把一个地区的收税权卖给商人或地方豪强，他们交一笔钱给苏丹，然后就可以在辖区内随便征税，想收多少收多少。比如某个商人买了埃及的收税权，一年要交给苏丹100万金币，他就会在埃及收200万金币，自己赚100万。结果就是：老百姓被榨干，苏丹拿到的钱也越来越少（因为商人会偷偷瞒报），国家没钱修水利、搞基建，遇到灾年只能眼睁睁看着老百姓饿死，而官员和商人却富得流油。

到了19世纪中叶，奥斯曼已经欠了欧洲列强一屁股债——总共欠了大约4亿英镑（相当于现在的几千亿美元），每年光利息就够国家喝一壶的。列强一看：“你欠我钱还不上？行，那我就拿你的家产抵债！” 于是，埃及、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这些地方，就成了列强的“抵债品”，慢慢变成了它们的“势力范围”。

二、列强拆家实录：英国抢运河，法国抢港口，德国抢铁路

如果说奥斯曼是个破房子，那欧洲列强就是专业的“拆迁队”，只不过它们不拆房子，拆的是“经济命脉”——运河、港口、铁路、矿产，每一样都是能生钱的宝贝。而且这些“拆迁队”还特别虚伪，抢完之后还要说：“我是来帮你搞建设的”“我是来保护你的”，脸皮厚到能防弹。

（一）英国：最精明的“房东”，把苏伊士运河变成“摇钱树”

英国对奥斯曼的“势力范围”最感兴趣的，就是埃及和苏伊士运河——这可是连接欧亚的“黄金水道”，商船从欧洲到亚洲，走苏伊士运河比绕好望角近一万多公里，省时间又省钱。

冷知识3：苏伊士运河其实是法国主导修的（1859-1869年），花了10年时间，死了十几万劳工（大多是埃及农民，被强制征调，待遇比奴隶还惨）。但法国修完之后，埃及总督伊斯梅尔欠了法国一大笔工程款，加上自己挥霍无度，实在还不上，只能在1875年把运河44%的股份（股）以400万英镑的价格卖给英国。英国一下子就成了运河的“最大股东”，开始插手埃及事务。

但英国觉得“光有股份不够，得直接控制埃及”。1882年，英国以“保护运河安全”“平息埃及民族起义”为借口，派军队占领了埃及。名义上埃及还是奥斯曼的“行省”，但实际上已经成了英国的“保护国”——英国官员直接接管了埃及的政府、军队、财政，甚至连埃及的棉花种植都要听英国的（英国纺织业急需棉花原料）。

英国在埃及的操作，堪称“强盗式管理”的典范：

- 首先，垄断苏伊士运河的“过路费”。不管是哪个国家的商船，只要过运河，都得交高额费用，而且费用说涨就涨。比如一艘从印度到英国的商船，过一次运河要交几千英镑，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工人十几年的工资。英国靠运河，每年能赚几百万英镑，比抢钱还快。

- 其次，强迫埃及种棉花。英国让埃及农民把粮食地都改成棉花地，专门给英国的纺织厂提供原料。结果就是，埃及的棉花产量大增，但粮食不够吃，一旦遇到灾年，就会爆发饥荒。1889年埃及大旱，粮食减产，英国不仅不救济，还照样征收棉花税，导致几十万人饿死，而英国的纺织厂老板却赚得盆满钵满。

- 最搞笑的是，英国在埃及搞“种族歧视”。英国官员在埃及住豪华别墅，吃山珍海味，而埃及人只能住贫民窟，连进某些公园都要被拦住（公园门口挂着“狗与埃及人不得入内”的牌子）。有一次，一个埃及商人穿着西装想去参加英国官员的宴会，结果被门卫拦住，说：“你是埃及人，只能从后门进，还不能上桌吃饭”——这操作，简直把“强盗逻辑”发挥到了极致。

冷知识4：英国在19世纪90年代还没直接占领伊拉克南部（当时叫“巴士拉省”），但通过和奥斯曼签订贸易协定，拿到了巴士拉的港口特权和贸易垄断权，还扶持当地部落首领当“代理人”，间接控制了这一地区（毕竟这里靠近波斯湾，能保护苏伊士运河的航线）。英国商人垄断了当地的椰枣、石油（当时石油刚被发现，还没大规模开采）贸易，部落首领帮英国维持秩序，英国则给他们提供武器和金钱。有个部落首领因为拒绝配合英国垄断贸易，英国就派军舰封锁了巴士拉港口，断了当地的经济来源，最后部落首领只能服软——这就是所谓的“不用打仗也能抢地盘”。

（二）法国：文艺青年式“强盗”，抢土地还想“教你做人”

法国作为英国的“老对手”，自然也不能落后，它盯上了奥斯曼的黎巴嫩和叙利亚（统称“黎凡特地区”）——这两个地方靠近地中海，港口多，而且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交汇地”，法国一直以“天主教保护者”自居，想在这里搞文化渗透和势力扩张。

法国介入黎凡特的借口很奇葩：“我们是来保护这里的基督教徒的”。1860年，黎巴嫩发生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冲突，法国趁机派军队登陆黎巴嫩，后来又通过和列强协商，在1861年主导建立了“黎巴嫩自治省”，并推动了“教派比例制度”——这个制度不是法国单独搞的，而是英国、法国、俄国等列强一起协商的结果，核心是“按教派分配权力”：总督由基督徒担任（后来固定为基督教马龙派），行政委员会成员按教派比例分配。本来是想平衡各方利益，结果却让黎巴嫩的教派矛盾越来越深，直到现在都是麻烦事——这就是列强“分而治之”的阴险套路。

19世纪90年代，法国已经在黎巴嫩和叙利亚站稳脚跟，搞起了“文化殖民+经济垄断”的双重操作，比英国更“虚伪”：

- 首先，推广法语和法国文化。法国在黎凡特建了很多法语学校、天主教堂和医院，规定学生必须学法语，不学阿拉伯语也没关系。谁改信天主教、学好法语，就能得到法国的“优待”（比如找工作优先、不用交某些税）。结果就是，很多黎巴嫩的贵族子弟都学会了法语，穿西装、吃法国面包，把自己当成“法国人”，而普通老百姓却还是过着穷苦日子。

- 其次，垄断当地的农产品贸易。黎巴嫩的橄榄油、叙利亚的棉花，都是法国商人垄断收购，价格压得极低。比如叙利亚的农民种棉花，一斤棉花只能卖1个法郎，而法国商人卖到欧洲能赚10个法郎，中间的差价全被法国赚走了。有个叙利亚农民吐槽：“法国人像吸血鬼一样，吸走了我们的血汗，还说这是在帮我们发展”。

- 最搞笑的是，法国想在叙利亚修铁路，从地中海港口一直修到内陆，但因为设计不合理、管理混乱，加上当地部落反抗（修路破坏了牧场和水源），工程拖了十几年，只修通了几段短途线路，而且质量极差——火车开起来比马车还慢，还经常出轨，当地人给它起了个外号叫“蜗牛火车”。直到1914年一战爆发，这条铁路都没修完，成了法国的“烂尾工程”。

（三）德国：迟到的“强盗”，想修铁路却被坑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