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宪法“缝合怪”的诞生：（1/2）

话说1789年10月，巴黎妇女们提着菜刀、扛着木棍，把路易十六全家从凡尔赛宫“请”到了巴黎杜伊勒里宫，美其名曰“方便国王体察民情”，实则就是把这位憨憨国王关在了“镀金牢笼”里。从此，路易十六彻底失去了人身自由，每天的日常就是：被民众围观、被议会监督、偷偷写密信给外国亲戚求救援，顺便躲在房间里摆弄他的宝贝锁具——活脱脱一个“笼中鸟国王”，惨得有点搞笑，又有点活该。

而此时的法国政坛，正被一群“理想主义者”霸占着——他们就是君主立宪派。这帮人里，有律师、有商人、有学者，还有少数开明贵族，核心诉求特别简单：不推翻国王，但要给国王“戴紧箍咒”，搞一套“君主立宪制”，让国王权力受法律约束，议会说了算。用现在的话说，他们就是“既要保皇室脸面，又要搞民主改革”的中间派，满心以为能靠一部宪法，让法国从此“天下太平、国泰民安”。

可他们万万没想到，搞宪法这事儿，比菜市场砍价还难——各方势力互相撕逼，奇葩提案层出不穷，国王阳奉阴违，民众怨声载道，最后搞出来的《1791年宪法》，活脱脱一个“四不像缝合怪”，不仅没稳住局势，反而为后来的革命狂飙埋下了大坑。今天咱们就来扒一扒，这部“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的宪法，是怎么被君主立宪派“折腾”出来的，以及他们到底犯了多少“天真到离谱”的错误。

君主立宪派：一群想当“和事佬”的“政治萌新”

先给大家介绍下主角——君主立宪派。这帮人在制宪议会里占了绝对多数，核心大佬有三个：一个是能言善辩的米拉波伯爵（就是之前跳槽到第三等级的贵族，堪称“革命圈顶流网红”），一个是写了《第三等级是什么》的西哀士神父（理论大师，嘴炮无敌），还有一个是沉稳务实的拉法耶特侯爵（美国独立战争的老兵，手里握着国民自卫军，相当于“兵权在手”）。

这三位大佬的想法特别一致：法国不能没有国王，不然就乱了（毕竟封建王权延续了上千年，大家还没习惯没国王的日子）；但国王也不能再为所欲为，必须把他的权力“关进笼子里”。用拉法耶特的话说：“我们要给国王保留体面，也要给人民争取权利，就像给马车装两个轮子，少一个都得翻车。”

可问题是，这帮人太“天真”了，天真到把政治当成了“过家家”：他们以为路易十六是个“能讲道理的憨憨”，只要给他足够的权力，他就会乖乖配合改革；他们以为贵族和教士会“识时务”，放弃特权，融入新制度；他们以为老百姓只要有了“投票权”（哪怕是有限的），就会满意地回家种地，不再闹事。

殊不知，路易十六心里早就把他们骂了八百遍：“你们这帮乱臣贼子，敢限制我的权力，等我找到机会，非把你们全砍了！”贵族和教士则在背后搞小动作，偷偷联络外国势力，想复辟旧制度；而老百姓想要的是“面包和真正的平等”，不是君主立宪派画的“大饼”。

更搞笑的是，君主立宪派自己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有人觉得国王的权力太大了，得再削弱；有人觉得人民的权力太大了，得加以限制；还有人整天沉迷于“制定完美宪法”，把议会当成了“学术研讨会”，对着一个词、一句话吵上几天几夜，完全不管外面的局势有多紧张。

制宪议会：大型“吵架真人秀”，奇葩提案满天飞

1789年10月之后，制宪议会就成了巴黎最热闹的地方——不是因为有歌舞表演，而是因为议员们的吵架声能传遍整条街。这帮议员来自各行各业，有律师、医生、商人、教师，还有少数底层代表，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想法最正确，谁也不服谁，开会就像开“辩论会”，而且是“无规则辩论会”，经常从天亮吵到天黑，最后啥结论都没达成。

咱们来看看他们吵得最凶的几个“千古难题”，每一个都充满了搞笑和讽刺：

难题一：国王要不要“否决权”？——相当于“老板能不能否定员工提案”

君主立宪派的核心诉求是“议会掌权”，但国王到底能不能否决议会的法案呢？这事儿吵了整整三个月。

一派议员说：“必须给国王否决权！不然国王就是个摆设，万一议会乱立法，谁来制衡？”另一派反驳：“给了否决权，那跟以前的专制国王有啥区别？我们辛辛苦苦革命，难道就是为了换个‘有否决权的摆设’？”

最后，米拉波想出了一个“折中方案”：给国王“有限否决权”——国王可以否决议会的法案，但只能否决两次；如果议会第三次还通过同一个法案，国王就不能再否决了。而且这个否决权不能用于财政法案，也就是说，国王管不了“花钱”的事。

这个方案看似平衡，实则是个“四不像”。路易十六拿到这个权力后，心里冷笑：“就这？等我翻盘了，别说否决两次，我一次都不让你们通过！”而老百姓则觉得：“凭啥国王还能否决我们选出来的议员制定的法律？这根本不是真正的平等！”

更搞笑的是，后来路易十六真的用了几次否决权，结果每次都引发民众抗议，最后他自己也不敢用了——这个“有限否决权”，成了个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权力”。

难题二：谁有“投票权”？——“有钱才能当公民”的奇葩规定

君主立宪派喊着“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可在“投票权”这件事上，却暴露了他们的“双标”。

他们制定了一个“财产资格选举制”，把公民分成了三类：

1. 积极公民：年收入达到一定标准（相当于能买50公斤面包），而且得是男性、年满25岁、没有债务的人。只有这类人有投票权和被选举权，能选议员。

2. 消极公民：收入不够、女性、未成年人、仆人、债务人、流浪汉，都属于“消极公民”，没有投票权，只能看热闹。

3. 被动公民：基本上是底层赤贫者、奴隶（当时法国殖民地还有奴隶），连“公民”的名分都没有，完全被排除在政治之外。

这个规定有多离谱？当时法国2500万人口，符合“积极公民”条件的只有大约430万人，也就是说，大部分老百姓忙活了一场革命，最后连投票权都没捞着。

有个底层议员站起来抗议：“我们喊着‘平等’，结果却用金钱划分等级，这跟以前的贵族特权有啥区别？”结果立刻被其他议员怼回去：“你懂啥？没财产的人连自己都养活不了，怎么能理性投票？万一他们投票让国家分财产，那不乱套了？”

这话听起来好像有点道理，实则就是“嫌贫爱富”。当时有个民间段子流传很广：“自由、平等、博爱——前提是你得有钱！”后来这个规定也成了君主立宪派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你不给老百姓真正的权利，老百姓凭啥支持你？

难题三：教会怎么管？——“没收财产+强迫宣誓”引发大混乱

法国的教会在封建时代是“第一等级”，占着全国10%的土地，不用交税，还能收“什一税”（老百姓要把10%的收入交给教会），权力极大。制宪议会为了解决财政危机，盯上了教会的财产——毕竟教会有钱啊！

1789年11月，议会通过决议：“没收教会全部财产，用来发行‘指券’（一种纸币，以教会土地为抵押），解决国家财政问题。”这一下，教会彻底炸了——相当于有人闯进你家，把你所有的房子、存款都没收了，还说“这是为了国家好”。

可君主立宪派还觉得不够，他们想让教会“臣服于国家”，于是又出台了《教士公民组织法》：规定教会受国家管理，神父由公民选举产生，不再由罗马教皇任命；所有神父都必须宣誓效忠国家和宪法，不宣誓的就被撤职。

这事儿直接引发了“教会分裂”：一半的神父愿意宣誓（被称为“宣誓派”），另一半坚决不宣誓（被称为“反抗派”），罗马教皇也公开反对这个法案，说“这是亵渎神灵”。而老百姓大多信教，看到教会被折腾得鸡犬不宁，对君主立宪派的不满也越来越深——你改革就改革，为啥要折腾我们的信仰？